何物自由主义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何物自由主义
杨东莼
右派分子的魔术戏法
章罗联盟驻武汉的专员——马哲民，现在已经陷入武汉的革命知识界和人民群众的重重包围之中。假面具被剥落了，露出本来面目，原来是一个坚决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流氓。
在反右派斗争进入深入阶段的时候，马哲民虚晃一枪，想“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把自己说成是由于“自由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固”，才犯了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而且据说，这位可爱的马先生是因为参加了一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才使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意识“陡然加强”的（见马哲民在人代大会上的发言）。瞧：多么轻松的脱罪魔术！多么荒唐混乱的逻辑！
马哲民之流是不是“自由主义”，人们可以根据他的罪行去判断；马哲民本人自可不必厚着脸皮说自己的“思想检讨，已经超额完成”（1957年7月5日马哲民自北京致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李尔重的信），因为人们知道他们的罪恶言行远远不止于此。但是，马哲民之流这种“眼明手快”的魔术戏法，至少说明并使我们联想到三点：
第一、它透露了右派分子的内心秘密。据他们设想，所谓自由主义者，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还不能算是顶坏的东西。这样一袭华丽的服装，倒是可以借用来包裹住他们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脏臭的肉体和发霉的灵魂。
第二、现时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张东荪早就露了原形，这里存而不论），特别是他们的头面人物，如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费孝通、曾昭抡、潘光旦等等，恰恰就是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冗长的“白皮书”中所殷殷寄望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个人主义者。这件事情不是偶然的。旧病未痊，或者压根儿就未进行治疗，在季节转换时重新发作，这是用不着有什么奇怪的。
第三、值得严重注意的是，解放已经八年，我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彻底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已经肯定，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国家的领导核心力量已经肯定，虽然时移势转，但自由主义思想仍然在我们国家（更确切点说，在我们知识界）有一点薄薄的社会基础。在资产阶级右派首先发难的这场可耻进攻中，右派分子从资产阶级思想武库中搬用了一些自由主义的、旧民主主义的锈戈钝矛，而这些破烂兵械（或者说口号），居然对知识界有一股不大不小的迷惑力，使知识界的相当大一部分人在反右派斗争的前夕和初期阶段，对右派分子的言论行动将信将疑，有同情的，有共鸣的，有观望的，有保留的。总之，在一段时期内，知识界的相当大一部分人不明去向，不辨事物本质，惶惶然不知自处。
对于第一点，“衡罪量刑”，可以由人民群众去作结论。对于第二点，何去何从，可以由章罗联盟的核心人物和其他右派分子去作选择。他们如果不憣然悔悟，改弦更张，下决心剜烂肉，割痈疽，向人民投降伏罪，那么，他们就会自绝于人民。对于第三点，我们认为，既然自由主义的破铜烂铁还能在思想上缴了知识界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械，我们就有必要在思想战线上又一次进行一些消毒工作，在反右派的斗争中，彻底地清算和批判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
自由主义者的幻梦早已破灭
自由主义是欧美新兴资本主义制度上升时期的产物，它在经济上主张自由竞争，它是为资产阶级剥削劳动者服务的。当资产阶级还作为一个代表进步的生产力的阶级的时代，自由主义是有一定的革命性和进步性的。但是，当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垄断阶段也即是帝国主义阶段的时候，自由主义的旗帜实际上已经成了一片片褪了颜色的碎布，而由野蛮的法西斯主义所代替了。
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要求，就是要巩固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上的要求，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时代起，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就已经宣布了它的必遭夭折的寿命，或者说，干脆宣布了它的死刑。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并不希望、并不许可中国能够有独立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因此，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个人主义者，尽管欣羡和热爱从西方学来的一套东西，但他们的师傅却总是不同意他们这些不识抬举的学徒在自己的本乡本土搞那一套东西。这就是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个人主义者，从来就不曾有过他们的黄金时代。全国解放前夕，自由主义的思潮在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曾经一度搞得蛮热闹，他们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提出了中间路线的政治主张，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和钱昌照、吴景超等主编的“新路”，在那段时期鼓吹自由主义的路线最为得力，吹鼓手有很多，“政论家”也不少，形形色色，说来说去，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要“在夹缝中求生存”：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固然不好，该打倒；共产党也不见佳，不该欢迎；还是我们来，实现中间路线的幻梦似的政治主张。其实，中间路线的人自己也明白，他们在中国并无所凭借，他们并没有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他们要反共，就只有两条出路，或者是向蒋介石反动派的政府讨杯残羹剩饭，或者是干脆投靠美国主子，作为美国侵略和剥削中国人民的工具。又要反共，又要反蒋，又不投靠美帝国主义，这是不可能的。在自由主义者的自欺欺人的恍惚迷梦尚未苏醒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就以雷霆万钧之势，击溃了由美国出钱出枪武装起来的国民党的反动军队，完成了全国的解放，随后即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自由主义者形单影孤，在这时也不能不夹在人民大众的行列里，欢迎庄严雄伟的解放大军进入中国的各个大城市，欢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行使自己的领导职权。但是，此时此际，自由主义者是很勉强的，他们并没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只是“逆来顺受”，“骑毛驴，看唱本”，走着瞧。美国帝国主义分子懂得这些人的心理，所以在上面提到的“白皮书”中，除了掩饰自己侵华政策的失败的丑态以外，还一反常态地吹捧这批自由主义者、民主个人主义者为中国的“民主政治的脊骨”，艾奇逊甚至说：“中国的悠久文明和民主的个人主义终将再度胜利”。这是美国侵略者狼子野心地埋下的十分恶毒的“伏笔”，中国人民，包括觉悟过来了的知识分子，都相约提高警惕，不中其计。但一些自由主义者、民主个人主义者并没有从自己的政治幻梦的破灭中吸取教训，也没有充分理解这一“伏笔”包藏的祸心，这就是今天我们还要花一些时间精力来做思想消毒工作的理由。
对共产党的谆谆告诫充耳不闻
中国共产党始终认定，后来的历史也如此证明，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主义革命只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而社会主义革命又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把“中间势力”“第三条路线”“自由主义者”当作最危险的敌人，而认定他们是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即使是暂时的、动摇的）的前提下的可以尽量争取教育的朋友。中国共产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曾经说明，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上，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应该在坚决地广泛地联合他们的基础上，一方面给以宽大的待遇，在不妨碍对敌斗争和共同的社会生活的条件下，容许其自由主义的思想和作风的存在；另一方面则给以适当的教育，以便巩固同他们的联合。”（“毛泽东选集”第一○一三页）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让自由主义者、民主个人主义者在社会上露脸，为的是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和自由主义者自己，让大家明白此路不通。等到全国基本解放，中国共产党又充分运用“白皮书”这份美国侵略者的
“无可奈何的供状”，向全国人民，特别是向资产阶级的知识界进行一次广泛的教育，新华社发表了六篇评论“白皮书”的社论，苦口婆心地号召自由主义者、民主个人主义者“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国共产党苦心孤诣，仁至义尽，应该说是尽到了它的职责的。在中国共产党这样的谆谆告诫和教育下，的确有大多数原先笃奉自由主义路线的人转变了态度，在民主主义革命的后一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为人民作了许多好事。中国共产党欢迎人们这样做，中国人民也欢迎人们这样做。但是，还有一些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个人主义者完全没有转变，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界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也没有充分转变。因此，八年过去了，上述两类人，在新的形势下，前者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向共产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主帅和急先锋，后者成了这些右派分子的俘虏或俘虏对象。应当说，这是一个十分惨痛的教训！
1949年8月12日新华社社论曾经告诫人们不要堕入美国帝国主义者所设的任何陷阱，社论说：“凡是敌人所害怕的，我们一定要做，凡是敌人所喜欢的，我们一定不要做。”新华社社论提出三条：第一、美国侵略者号召某些中国人（按照艾奇逊的话，这些人叫做“民主的个人主义者”），组织反共派别，借以推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每一个爱国的和自爱的中国人就一定不要这样做，中国人民也一定不允许这样做。（想发展知识分子党员一二百万来和共产党分庭抗礼、挂“政治设计院”招牌、倡“两院制”建议、“爱社会主义经济，同时也爱资本主义民主”、想“揭资产阶级民主盖子”的章伯钧、费孝通之流，仔细听着！）第二、美国侵略者妄想在中国人民的经济困难面前利用某种暂时的表面的物质“援助”来勾引中国人民饮鸩止渴，放弃独立，每一个爱国的和自爱的中国人就一定不要这样做，中国人民也一定不允许这样做。（想和美国主子搭线、奔走司徒雷登和傅泾波门下、想用美国主子的钱来买人民中国的官做的罗隆基、叶笃义之流，仔细听着！）第三、美国侵略者妄想挑拨中国人民与苏联的兄弟友谊，借以分化远东和世界的反帝国主义反侵略的同盟，每一个爱国的和自爱的中国人就一定不要这样做，中国人民也一定不允许这样做。（说抗美援朝经费全由中国负担不合理、苏联借款要还并要付息太小气、极尽能事丑化苏联的曾昭抡、龙云之流，仔细听着！）新华社的社论言犹在耳，但这些既不爱国、也不自爱的右派分子却充耳不闻，八年于兹，我行我素，他们今天遭受全国人民的正义挞伐，是完全罪有应得的！
现在，我们想回过头来检阅一下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中所使用的自由主义的破烂兵器，看看这些兵器究竟意味着什么。
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破烂兵器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要求“个性解放”。大家知道，“个性解放”是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它是反迷信、反愚昧、反神权的思潮。在当时及以后相当一段时期内都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在我们社会主义的时代，当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之下，在集体主义精神指导之下得到充分发展的时代，再来孤立地提倡什么“个性解放”，就是企图从根本上来肯定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合理性，这就必然会破坏我们集体的社会生活的准则。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主张发展个性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发展个性的具体政策。但这不是指的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个性，而现时右派分子所倡的“个性解放”，恰恰就是这个东西。依了右派分子的话，这就会意味着：胡风分子的“野性的呼唤”“主观战斗精神”可以发扬；流沙河的充满杀父之仇的“草木篇”可以泛滥；争名于朝、夺利于市的政治恶棍可以遂其心欲；张季鸾等可以继续过那种“无冕之王”的神气生活；陈铭德等可以重温“报老板”的旧梦；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一律斥为“教条”，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可以全面复活；吴文藻、费孝通等可以举着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招牌，学点外国杂拌来吓唬中国人，作点不三不四的中国社会调查，供给帝国主义分子一些资料，为帝国主义服务，同时把这些调查报告在外国杂志上发表，招摇撞骗，沽名钓誉；一切“发思古之幽情”的人们都可以随心所欲，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总之，右派分子叫喊的“个性解放”，就是要为旧世界、为死亡了的阶级、为失去了的天地招魂，要它们起死回生。如前面提到的，这种“个性解放”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淋漓尽致的发展。它损害集体的利益，损害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这种“个性解放”是反动的，在人欲横流的西方“自由世界”里边容许并鼓励它，在我们这里是排不上座位的。
与此相联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又煞有介事地、别有用心地高喊维护“人的尊严”，倡导“人性论”。其实，他们之中的任谁一个没有也不可能理解“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一句气概磅礴的话所包含的全部意义，他们只觉得他们的“自尊心”受了伤；他们总觉得他们和周遭的人格格不入，据他们说，人们冷冰冰，没有情感。我们认为，在我们的时代，每一个正直的劳动者，只要胸怀坦荡、忠诚勤恳地为人民服务，他的正当的自尊心就会受到集体的、社会的、国家的保护，谁也不能侵犯。思想改造运动、肃反运动即使在个别场合、个别人身上有些粗暴情况，伤了人，但只要人们能冷静地从本质和全体上看问题，他就会心安理得，最终他还是会赢得党、政府和群众的尊重的。我们也认为，在我们的社会里，那种吆三喝四、酒酣耳热、拉拉扯扯、彼此利用的“人情”和“人性”是没有的。我们这里没有抽象的人性，也没有超阶级的人性。党性、阶级性和人性的完整结合，就是最崇高的典范。“一人为集体，集体为一人”；看见人家有进步则喜，发现人家有缺点则忧；彼此关切，相互帮助；对敌人寸步不让，对自己人宽大为怀；为真理正义，为社会主义事业，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就是我们的最纯正、最优美的人性。这种人性，是永远不会为那种声言要“杀共产党人”的血腥味扑鼻的葛佩琦之流所能理解的。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喊出了“争民主、争自由”的口号，这两句口号的确是够迷人的。他们提出“两院制”，“轮流执政”，一党在朝，一党在野。议会的争吵，海德公园的胡说，他们认为这就是民主自由的“真谛”。我们的看法是：民主也好，自由也好，都有阶级性。普天之下，没有绝对的民主，也没有绝对的自由。我们要的是社会主义的最大多数人的民主和自由，不要资产阶级的少数人的、虚伪的、破绽百出的民主；也不要资产阶级的少数人的、贪婪的、为非作歹的自由。我们这里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在我们这里，民主自由的权利和公民的义务，结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谁也不要想望不尽义务而能够得到民主自由的权利，谁也不要想望危害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而能够得到民主自由的权利。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唱出了“独立思考”的论调，鼓励人们去“不满现状”。他们倡言：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成了“教条”，共产党员是“木头人”，积极分子是“唯唯诺诺、百依百顺”之辈，这些人的统治已经“一团漆黑”，因此要反对这种“现状”。章伯钧甚至说：“对一个人只让他住洋房、坐小汽车、穿呢制服、吃山珍海味，不许他独立思考，也会引起革命的。”这是诬蔑！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最忠诚的战士是最善于独立思考的，毛主席就曾教育我们，“对于任何东西都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它，或者抵制它”；“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毛泽东选集”第八四九页）右派分子提倡“独立思考”的目的，实际上在于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共产党，搞垮积极分子，信口雌黄地诽谤新社会。漫画界的右派分子李滨声说得明朗一些，他说：“反对领导就是独立思考。”右派分子用心之险，难道还不明白么？至于“不满现状”，胡绳同志在6月16日“人民日报”的文章中谈得很透彻：左边来的不满现状，是不满足于现有成绩，要奋发前进，取得更大成绩；右边来的“不满现状”，则是“封神演义”上的申公豹的要求，要开倒车，往后看，重振原来的秩序，回复原来的“现状”。右派分子的反动性，难道还不明白么？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自由主义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思想武器，大体上就是这样一些。这些陈旧的东西，基本上都属于自由主义思想的范畴。但就是这么一些东西，却的确使人们一度感到迷惑。这种现象，应当从人们自己的思想深处去发掘。原先有自由主义思想底子的人，转变得不够彻底，在这种武器的进攻之下，就会发生两种情况：或者是“旧友重逢，分外亲热”；或者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这里所谓转变得不够彻底，就是说自由主义思想没有除尽，立足点还没有从资产阶级方面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要完成这个转变，需要通过周总理指出的三条途径，在思想改造上痛下功夫；特别是从每一个人自己的自由主义思想形成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去寻找来龙去脉，然后“撕开皮肉擦盐”，批判旧的，树立新的。“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分子，亦即旧民主主义分子，亦即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们所属望的和经常企图争取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动地位，对问题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美国统治者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国民党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苏联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察也往往不正确，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或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看问题的缘故。”（“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因此，系统地结合自己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形成的历史，自觉地进行批判，认识它的危害性，是我们知识界相当大一部分人进行思想改造的重要方面之一。
坚决地抛弃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从民主主义的立场向社会主义的立场进行本质上的转变，现在不但有这个可能，而且也有完全的必要。孙中山先生是一个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但他晚年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联苏、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在孙中山先生弥留之际，他写下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致苏联的遗书，他称苏联人民为“亲爱的同志”，“谨以兄弟之谊”祝他们平安，并“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鲁迅先生毕生热烈追求民主自由，他在早年、中年的时候还是一个进化论者，总相信世界要进步，年青一代要比老一代好，并想借自己一枝锋利的笔来正人心，匡时弊。但到思想成熟的晚年，他却转变为一个阶级论者，成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坚强斗士，中国共产党的最好的、最亲密的战友。邹韬奋先生在大革命时代还是一个天真幻想的改良主义者，但自1935年以后，他的思想变了，感情变了，立场变了，胜利地完成了一个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不平凡的“经历”。在解放战争时期，“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人们，在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别了，司徒雷登”）孙中山先生、鲁迅先生、邹韬奋先生、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是中国的优秀的、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他们在那样艰难的岁月里，在那样险阻的形势下，能够直接间接地取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掌握人民革命斗争的脉搏，完成或基本上完成自己立场上的转变。他们最高贵的品质是，不断地探索和追求真理，而一旦认识了真理，就义无反顾地为真理而战斗。怀念这些质朴忘我的战士，我们就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我们现在身处社会主义的春天，共产党像慈母般地抚爱我们，严师般地教育我们，我们有充分的机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充分的机会接触工农群众，有直接广泛的机会体验各方面的社会生活，我们能不奋发自为，严格地要求自己，加强思想改造，力求尽快地从根本上将立场转变过来么？
积极地投入反右派的斗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武装自己，彻底地清算和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深入揭发，充分说理，使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全体人民中完全孤立起来。——这是我们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起码要求，也是测验我们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是否忠诚的起码标志。
（原载8月4日大公报，小标题是本报所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