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律师看西方“民主制度”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一个美国律师看西方“民主制度”
美国　沙博理
整风运动中，右派分子在帮助党整风的伪装下，对政府制度和管理方法进行攻击，硬说它们比不上
“西方民主制度”。他们说，西方民主制度才是“绝对”的民主，换句话说，它给各个阶级以平等权利，由于这种原因，中国应该采取这种最为理想的民主形式。
我是一个美国人。未到中国之前，在纽约市当了几年律师。我愿意将美国现行的“西方民主制度”，特别是右派分子大加赞扬的一些民主形式，提供我的看法。
两院制
美国国会由两院组成：众议院和参议院。众议员按照各州人口比例选出；参议员每州规定选举两名。任何提案变成法律之前，必须在两院通过。因此，垄断企业只要收买某一州的两名参议员，他所支配的力量，就和该州为数三十至四十名的众议员相等。收买参议员是如此的普通和家喻户晓，以致报纸上常常根据这些议员所代表的企业利益，公开地称他们为“内华达州的银矿参议员”，或“俄克拉荷马州的石油参议员”。偶而由于公众压力很大，众议院不得不通过对人民稍为有利的法案，这时候，作为大企业发言人的参议院，不是将法案修改得支离破碎，就是干脆否决。
政府内阁
它相当于右派分子建议的“政治设计院”。阁员由总统自己选择，他们大都是最大的垄断公司高级领导人。艾森豪威尔的内阁被称为“卡迪来克内阁”（卡迪来克是美国最豪贵的汽车，只有非常富有的人才购得起）。阁员除参加拟订政府的重要政策外，同时还担任部长。他们利用政府职权，保证他们所代表的企业的最大限度的利益。
司法程序
在美国，诉讼是一件很费钱的手续。对普通美国公民来说，即使法律对他们有利，也只有极少数人打得起官司。若是刑事案件，一般的美国人的困难就更大，他不仅有经济困难，并且还有丧失自由的危险。每一件事都要花钱——诉讼的准备，诉讼本身以及可能的上诉等。鲍威尔，他的妻子席尔瓦和舒曼（他们曾在上海出版“密勒氏评论报”，忠实地报道了在朝鲜战争时期美国武装部队的罪行，因此目前在美国受到迫害）的案件尚未审判，可是已经花去三万美元，另外还负债九千美元。美国反动政府故意和美国进步人士为难，用花钱的刑事手续来驱使他们破产，从而削弱他们参加政治活动的能力。
形形色色的国会委员会领导下的“调查”（常常对准向反动势力作斗争的进步力量），实际上就是诉讼手续的一种形式，并且带有强烈的阶级气息。这些委员会借口为立法工作（例如剥夺共产党合法地位）收集事实，传讯任何有一点进步嫌疑的人，并且强迫他回答自己的政治信仰和社会关系。假如他回答了一个问题，依照美国的法律，他必须“开门”，因此如果他拒绝回答下一个问题，就犯了“藐视国会”的罪行，可能被送入狱。
当然，他可以引用宪法来拒绝答复任何问题，因为宪法上规定不能强迫任何人作出对自己不利的声明（这一点法院曾作解释，就是他可以拒绝说出一些可能在未来刑事诉讼中不利于自己的话）。可是当他行使宪法权利时，就会受到委员会委员的讥嘲，似乎他拒绝回答问题，恰好证明了他是企图隐瞒所犯的政治罪行。由于报纸对这类调查大肆宣扬，同时电视节目也向全国播送，这个人通常被解雇，因为没有一家公司敢雇用一个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忠诚”受到怀疑的人。
人事部门
右派分子抱怨中国的人事部门过于强调政治条件。他们建议取消这一部门。既然他们如此喜爱“西方民主制度”，就应当了解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所有的政府或私人的企业，都设有人事部门，并且还特别注意雇用人员的政治背景。美国的人事部门，同联邦调查局、国会的一些“调查委员会”以及派到工人中间的工贼和告密者密切合作。任何一个人只要被怀疑有“危险的”（即进步的）思想或活动，他就会被开除。他没有机会和陷害他的证人对质，更多的情况是他自己根本不知道被开除的原因。如果他是一个强大的工会的会员，也许会得到工会支持。但是通常工会领袖（许多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宁可不干涉“政治性”案件。被开除的人被列入黑名单，再也没有一家公司愿意雇用他。
对美国的知识分子也开有黑名单。过去十年中，许多教授、记者、电台及戏剧工作者，因为没有同国会的委员会“合作”（拒绝指出他的同事或朋友是秘密的共产党员），而大批被开除。他们还被本行业各单位的人事部门列入黑名单上，这样就永远没有机会再找到工作。1950年，九个美国最优秀的电影编剧和导演，因为拒绝答复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提出的他们是否共产党员的问题，而被判入狱一年。此后，没有一家大电影公司敢于再雇用他们（这些公司最近闹了笑话，因为发现至少有两部以上获得好莱坞最高艺术奖的电影，是黑名单上的作家用假名编写并卖给它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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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和“绝对民主”就谈到这里。“西方民主制度”是一种手段，并不是目的，它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全部的事实都证明，它是压迫人民和维持垄断资本统治的工具。
（林龙铁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