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清粮食问题的大是大非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社论

分清粮食问题的大是大非
在我国农村中，千千万万农民正在展开关于粮食问题的大辩论：辩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对不对，执行情况好不好，农民应该怎样对待统购统销。通过这个辩论，可以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批判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思想，教育农民更加自觉地执行统购统销政策，支援国家的经济建设事业。
粮食问题在旧中国是从来没有解决的问题。历代的封建朝廷一直到国民党反动政府，都不愿意、也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解放以后，党和政府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一方面，发展农业合作运动，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用集体力量发展生产，增产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另一方面，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粮食产量还不能充分满足各方面的需要以前，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分配办法，保证供应各种必不可少的需要。
从1953年开始，粮食统购统销已经实行了四年。它保证我国六万万城乡人口在生产不断发展的条件下都有饭吃，而且一年比一年少吃糠菜多吃粮食。它满足了社会主义建设期间对于粮食的迫切需要，我们的粮食战线几年来基本上是稳定的。它帮助我们战胜了1954年和1956年的大灾荒，粮价一直稳定未涨。如果没有统购统销政策，如果听任粮食商人在市场上兴风作浪，哪能出现这些“奇迹”？广大农民身受统购统销的许多好处，因而是拥护这个政策的。
可是，这并不等于说人们对统购统销政策的看法都是正确的，对统购统销政策已经没有任何误解、不满、甚至抵抗。所以还有必要展开这次辩论。
有人说：“统购统销政策是好的，如果能够再多留些粮食就更好了。”有这种思想的人相当多，他们都主张国家对粮食少购多销。首先应该辩论：这种看法对不对？国家是不是购得太多，销得太少，是不是应该购得更少，销得更多？
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国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革命几十年，解放以后努力建设社会主义，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近几年来，我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提高了许多。1949年农村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只有四百斤左右，当时多数地区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贫农、中农占有的粮食比这个数目还要低得多。到1952—1953年度，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增加到五百二十多斤，1956—1957年更增加到五百九十多斤，比刚解放的时候多了一半左右。这个平均数跟其他经济发达的国家比起来虽然还是低的，但是在我国历史上却是空前未有的，对于占我国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来说，五百九十多斤更是过去无从想像的大数字。除去种籽和饲料，按照每个地区不同的生产水平规定的口粮，有的三百多斤，有的四百多斤，有的五百多斤，都比解放以前多许多。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东邻西舍，多少家把稀饭换成了干饭，多少家把野菜换成了粮食，多少家不再借贷、“告帮”，靠着自己的收入过着有吃有穿的日子！今天的生活怎么样，上升了还是下降了，绝大多数农民心里是很清楚的。
能不能把农村的留粮标准更提高些？随着农业生产的巨大发展，留粮标准将来一定要继续提高，但是现在还没有这种可能。对于粮食的分配，必须要有全局观点，把各方面的需要都照顾到。1956年是我国生产粮食最多的一年，每人平均约有六百一十斤。口粮、饲料、种籽、工业用粮、出口粮食……都出在这六百一十斤里，哪一项都不应该漏掉。农民的口粮如果继续增加，城市和工矿区居民的口粮、工业建设用粮、经济作物区农民的口粮以及缺粮农民和灾区农民的口粮就不能保证。这样，别的不说，首先工业就发展不起来，国家工业化的任务就不能实现。我们的粮食生产不能大量增加，主要原因之一正是没有社会主义的大工业，因而水利建设还不够多，化学肥料产量太少，等等。要发展农业必须发展工业。如果没有强大的工业支持农业，如果粮食总产量不能大量增加，在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怎能提高口粮标准呢？
南方出产粮食比北方多，那里的口粮标准能不能提高些？也不可能。江南许多地区是粮食高产区，全年农业劳动时间长，一般农民吃粮在习惯上就比北方多，这些情况国家在确定留粮标准的时候已经照顾到了。华北是产棉区，南方的粮食必须有一部分接济华北，支持华北生产棉花。否则华北一部分棉田势必改成粮田，大家的穿衣问题就要紧张起来。丰收地区的粮食有富余，那里的留粮标准能不能再提高些呢？这也不应该。丰收区必须用一部分粮食接济歉收区，不然，谁来支援歉收区的同胞呢？今年的丰收区明年遭了灾荒，又靠谁来支援你们呢？
如果有的人一方面表示拥护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一方面又要求无限制地提高粮食消费量，这是说不通的。我国农民原有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好习惯。在解放前的困难日子里，人们尚且可以精打细算，量入为出，尽可能把日子安排得好过些。现在多数人的口粮比过去大约多了一半，日子岂不是更加容易安排了么？至于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有些不方便”，那更是一种片面的、只顾自己不顾大家的看法。有些余粮户觉得不能把全部粮食留在家里自由支配，是“不方便”。有些缺粮户如果没有统购统销政策，就没有粮食吃，岂不是更不方便吗？可见方便不方便，不能从形式上看。在旧社会里，没有实行过统购统销，农民好像可以随意支配自己的粮食。其实，对多数农民来说，收下粮食先缴地租，接着贱价卖粮还高利贷；在青黄不接的季节，或者高价买粮，或者举借新债，哪里有什么方便！那时候，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可以任意欺压和剥削农民，他们倒是很自由、很方便的。现在农民过着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生活，多数人留有够用的口粮，一部分缺粮户有国家供应，少数受灾户有国家救济。农民过着无忧无虑、越来越好的生活，什么时候这样自由、方便过？
为了保护这种大方便、大自由，应该自觉地接受某些暂时性的小拘束和小不方便。有余粮的农民应该适当地节制消费，按照规定把粮食卖给国家。这是农民支援国家建设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农民互助渡荒最有效的办法。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国家和农民防灾、抗灾的力量大大增加，可是还不能制止和消灭自然灾害。从1953年到1956年，每年平均有一亿五千万亩耕地成灾，可见我国的农业生产还不够稳定。任何地区都有遭灾的可能，任何地区的农民都需要国家的援助。因此，无论哪个地区、哪个合作社的农民，在丰收的年度和季度，都应该尽可能多卖粮食给国家，帮助国家支援受灾的农民。不缺粮的农民应该自觉地不要买粮食。缺粮户更应该节制消费，按照规定的数量和时间买粮食。国家的粮食都是向农民征购来的，你要国家多供应粮食，也就是要国家多向别的农民征购粮食。如果大家都提出这种要求，国家怎么办呢？新中国的爱国农民哪能作这种损人利己、损公利私的事！
我们这样做，当然会有一些人不高兴。地主、富农因为生活不如从前了，一部分富裕中农占有的粮食也少了些，所以对统购统销不满。
对地主、富农破坏统购统销的谬论和活动，要随时加以揭露和打击。他们只要有机会，是不肯放松这种罪恶活动的。江苏江浦县龙山乡有个地主名叫张继尧，前些日子挑拨农民说：“解放以前你们只给我交五十担租；现在你们卖余粮、交公粮，被政府弄去一百多担。统购统销有什么好处！”一百担确实多于五十担。可是，龙山乡过去只有一个张继尧吗？全乡的农民每年只交五十担租吗？地主收了地租干什么？政府收了公粮、买了余粮干什么？这道理农民最清楚，是用不着多说的。地主破坏统购统销政策，挑拨政府和农民的关系，正是为了那五十担租，为了重新把农民踩到脚下。针对地主的阴谋，要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彻底把他们的犯罪活动打下去。
对一部分富裕中农对统购统销政策不满意的，应该进行思想教育；对其中抗拒粮食统购统销的少数人，必须进行适当的说理斗争。过去富裕中农的生活为什么好？那是因为他们有较多较好的土地、耕畜和农具，经常雇些忙工，兼放部分高利贷，收的钱粮用不完，有些人就到市场上作投机生意。他们自己看起来，生活的确很不坏，手头是很方便的。可是，他们所以能够雇人，是因为有人必须卖工；他们所以能够放债，是因为有人必须借债；他们所以能作投机生意，是因为有人必须忍受贱卖贵买的剥削。他们的好生活同样给贫困的农民造成许多痛苦，这难道是应该的么？一部分富裕中农对合作化有意见，不满意统购统销政策，这表示他们还在留恋过去的生活，想从社会主义后退到资本主义。贫农、下中农和爱国的富裕中农能够允许他们这样作么？而且，在旧社会里，富裕中农的经济状况也是不稳定的。少数人投机成功，可能变成富农或地主。多数人投机失败，加上天灾人祸的袭击，就会破产变成贫农。就是为富裕中农打算，执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支持国家的经济建设，给全体农民（当然包括富裕中农在内）创造越来越稳定、越来越美满的生活条件，也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关于粮食问题的辩论，在解放以后，已经进行过好几次。每次辩论都有很大的收获，都提高了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谁是爱国的，谁不是爱国的；谁真心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谁还想倒退到资本主义，这些问题在辩论中，特别是在卖余粮、买统销粮的实际行动中，不能不弄清楚。我们相信，经过这次辩论，绝大多数农民将会进一步分清粮食问题上的大是大非，多卖少买，厉行节约，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爱国家、爱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