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津已揭发的材料来看　党内右派分子是些什么角色？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从天津已揭发的材料来看
　　党内右派分子是些什么角色？
　　本报记者　锺林
党内的右派分子是些什么角色呢？他们为什么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来进攻党呢？天津市反右派斗争中已经揭露出来的一些材料，可以对这个问题找到一些答案。天津已发现的党内右派分子，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来谈：
一类是对党和工人阶级抱有阶级仇恨的异己分子，他们混进党内，就是为了要找机会从内部来进攻党的。例如天津市高级法院办公室秘书苏习林入党以后，对党一直不满，这因为他的反革命的叔父被判处了死刑。这次整风开始以后，他就跟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右派里应外合，大叫“肃反运动的错误是主要的”。他把党组织在肃反运动中的工作加以歪曲，并且诬蔑法院党组是“宗派主义集团”，煽动右派分子和“群众”去进攻法院党组。很显然，他们以为这是他们报仇的时候了。
一类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例如中共天津市塘沽区委组织部干事韩克才，他的论调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还说：“人与人的关系就是互相利用”。抗美援朝时看见别人当了志愿军很光荣，他也报名参军，组织上批准了，他又害怕艰苦不敢去了。这回他看见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时候气势汹汹，他以为共产党大概不行了，也跟着高唱“党天下”、“各党派通过竞选轮流执政，共产党下台不等于蒋介石回来”等等谬论。反右派斗争开展起来以后，他又说“左、中、右都是一码事，路的走法不同，但都是一个目的”。他还说，如果开除他的党籍，他就要作一个“现代的屈原”。他竟毫不知耻地把自己比做“屈原”，把党和人民污蔑为“楚王”。
一类是居功自傲，闹地位闹待遇，个人欲望得不到满足就堕落变质的蜕化分子。例如天津医学院的“调干”学生、“共产党员”张志英，从前在工作岗位上就这山看见那山高，屡次要求调动以达到升迁的目的。她入医学院学习后，厌恶政治活动，不接近群众，党组织屡次教育她，她却怀恨党组织。这一次，当学生中的右派小集团召开不要共产党员参加的、发动向党进攻的誓师大会时，她跑去要求参加这个会对党“开炮”，得到右派分子的允许后，她就在这个会上诬蔑党“压制民主”，并攻击党员领导干部。结果，右派分子们就根据她这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通过要求改选党支委会、开除六、七名党员和成立整风委员会等决议。以后她又跟右派分子一起在党支部召开的群众会上大吵大闹，她说党迫害她。反右派斗争开展起来以后她又替右派分子出谋划策，应付斗争。
一类是历史上有过污点或犯过错误，受过处分，但没有被教育过来，一直怀恨党仇视党的人。例如南开大学的“调干”学生、“共产党员”桑健，他从前在部队工作时，曾有严重的泄漏军事机密的行为，受到批评。又因为隐瞒他父亲的叛变革命的行为，受到党纪处分。桑健因此叫喊说他要离开党的立场，站到第三者的立场上。结果，他就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上，跟在北京大学的反动小集团“百花学社”首领谭天荣的屁股后面，在南开大学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又如河西区公安分局秘书科科长、党总支副书记张福春，他在日寇占领时期，曾给岗楼上送过情报，肃反运动中追查了他这件事；在评级的时候他要求升级又没有达到目的，就对党很不满意。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时候，他也说“肃反运动的错误是主要的”。还说“国民党有嫡系非嫡系之分，共产党也有。”他还诬蔑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是“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
还有一些人是在组织上入了党，脑袋里装满了资产阶级思想；在资产阶级右派大举进攻党的时候，他们也乘机而起，要按照资产阶级的一套来改造党和改造社会。例如天津青年报副总编辑萧荻和政法组组长马贤铎，这两个“共产党员”，就是要按照资产阶级的新闻学观点来改造报纸的。他们都反对党对报纸的领导。萧荻说：“党本身无力克服‘三害’，机关报只能纵容‘三害’，要除‘三害’，只有办一个有‘独立权限’的报纸。”天津中级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副主任、“共产党员”高虹飞，说党委是“外行”，不能领导教育，应该由他的反党小集团去领导。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歌舞团里的“共产党员”王巍，替右派小集团出谋划策向党进攻，他同意由右派分子们组成“艺术委员会”来领导歌舞团。
为了保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纯洁，天津的绝对大多数的共产党员们，和广大群众在一起，像斗争其他右派分子一样，也在严肃地同党内为数极少的右派分子进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