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两代
　　芷汀
刚解放的那二年，人们常爱想到和谈起过去的事。比如刘光金吧：当他的爱人给他做些好饭菜的时候，他就想起过去吃“混合面”的年月；给他缝件新衣服的时候，他想起父亲那一代老工人拿洋灰袋子纸当衣穿的年月。班上在劳动竞赛中得了优胜红旗，全班工友去逛颐和园的时候，他想起一连四十小时打加班的年月。每当月初发下本月的工资和上月的“无事故奖金”，把一叠人民币存到储蓄所的时候，他想起和父亲两人拚死拚活的苦干，到月终倒欠工厂钱的年月。当他看到退休的老工人们享受到劳保待遇的时候，他想起父亲那一代的老工人，给资本家干了一辈子，汗流尽了，人熬干了，到老来被一脚踢出工厂，连个装身子的棺材钱也没剩下的年月。他当选劳动模范、北京市人民代表，他和国家负责同志们坐在一起开会研究生产、建设……等重大问题的时候，他想起从前工人弟兄们患病，带着气被扔进洋灰池子或山沟里的年月；想起国民党大员来厂参观把工人们轰进地下炉灰洞里去的年月……
后来，刘光金的工作越发忙了，担负的责任越来越大。在紧张的工作、劳动中，回忆和谈起过去的时候就渐渐少了。但是，近两三个月以来，他的老习惯似乎又恢复起来。原因很简单，自从报纸上揭露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今不如昔”“不要共产党来领导”“今天的社会漆黑一团”……一些无耻谰言以后，使得任何有正义感的人不能不激愤，不能不发言，不能不反击了。刘光金更以铁的事实，自身的经历，也是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经历，在一些座谈会、辩论会……和首都人民代表大会上驳斥着那些右派分子黑心的恶毒的胡说八道。
1937年11月间，光金才十二周岁的时候，就到石景山发电厂做临时工了。他的父亲也在发电厂低压炉烧火。按说，爷儿俩在一个工厂工作是件好事，合乎理想的事了。
正在修高压炉大楼，十二岁的孩子——光金，做挑水的活计，沿着木板搭的斜桥一步一步攀登高楼。你想，这是多不容易的事！那时候，资本家还管你的身体吃的消吃不消吗？照顾你是童工吗？适当的分配你力能胜任的工作吗？……
光金这孩子只得咬着牙干。肩膀压的肿了老高。磨破了，淀成血疙渣，像驾车的牲口叫鞍子打了肩（磨破了脊背）一样，还得照样干活。光金这样干了十个月，当人家用不着他的时候，便一脚踢开，光金失业了。托人在别处找点零活儿干，就这样风雨飘摇地过了二年，发电厂找人推炉灰，他就又回到发电厂。
推炉灰是怎么个活碴呢？在电厂的老工友干过这个事的不少，谁提起来也会“谈虎色变”的！几盘锅炉下面的地下，是一层黑洞洞，是锅炉落灰的地方。好煤进炉，也不烧透，有的进炉打一个滚儿就往下放。炉灰积垒老高，快顶到锅炉房的地板了。向外运灰的人，从甬道里掏一条路，钻进去，赶紧抢几锹，炉灰还“呼呼”地冒着一人多高的火苗子就往外跑。人天天叫火烤着，烤的身上“滋滋”地冒油；衣服经常着火，这里烧一个洞、那里烧一大片。头发烤的卷曲了，像烫的一样。拉灰车的四分粗的麻绳烤的一扯就断。人跑出炉灰道，有的走几步就晕倒了。因为火苗比人高，驾车把的工人看不见前进的路，烟熏的睁不开眼睛。这样繁重的活计必须年轻力壮的人来干。必须吃得合适才能顶住。俗语说：“人是铁，饭是钢”，可是，他们吃的是什么？豆饼面，混合面。十四、五岁的刘光金一直干了两三年，才调到低压炉烧火。
爷儿俩一星期领十八斤豆饼面，不管吃饱。为了养家，多领一点豆饼面，月终算账倒欠工厂一百多元。没办法啦，打加班。光金的父亲累出肺病来，光金一个人顶两个人干，白天上了班，前半夜再替父亲上班，另外还打加班。经常四十小时不出锅炉房。哪有力气呀？只得扔两锹煤就搂着肚子到一边趴一趴。带着几个比烧饼还小的小豆饼，必须有计划的吃。
父亲的肺病越来越严重，不忍心连累孩子们，就偷偷的拿了麻绳到永定河滩树林里去上吊，幸亏被别人救了回来。爷儿俩相见，大哭一场。光金劝父亲说：“受罪、挨饿，咱一家在一起，您千万别寻短见！安心治病、养病。您尽管借、赊。借的出来就花；赊的出来就吃。我死不了反正给您还账；我这一辈儿还不清，下辈孩子们再接着还！”
父亲说不上话来，心里绞疼。肺病一天天严重，还是病死了。死的时候，连买棺材连还债，又借了一百多元。这就是那个时代在工厂里干了一辈子的老工友，汗流尽了，人熬干了，到老来下场是这样！
1948年12月石景山解放了。在刘光金和所有的工友面前，展开一个崭新的时代。像父亲那一代老工人的命运再也不会重复了。光金在党的领导下，做出许多在旧时代是不可想像的贡献；人民也给予光金崇高的荣誉——劳动模范和北京市人民代表。
这两个不同时代的工人命运，还不能说明新旧社会的天地之别吗？右派分子如果不是黑了心肠、瞎了眼睛和有意颠倒是非黑白，为什么竟会那样信口雌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