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大预备会议斗争章罗联盟在上海的主要骨干　孙大雨面红耳赤丑态毕露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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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人大预备会议斗争章罗联盟在上海的主要骨干
　　孙大雨面红耳赤丑态毕露
新华社上海21日电　新华社记者张家炽报道：章、罗联盟在上海的主要骨干分子孙大雨，这几天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被代表们驳斥得面红耳赤。8月17日孙大雨在预备会议上向代表们作了第一次“检讨”，承认他是一个“十足的右派分子”，“犯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但是他拒绝交代和章罗联盟的关系，并且在这个所谓“检讨”中继续向党、向人民进攻。
　　含血喷人，诬告党员干部和进步人士为反革命分子
孙大雨是复旦大学教授。在章罗联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中，他担任着一个非常迷惑人的特殊的角色。解放以来，他一直以装疯卖傻、血口喷人的姿态在各种场合诬告、诽谤文教部门的党员负责干部和党外进步人士是“反革命分子”，去年12月20日他在市政协会议上诬告市高教局局长陈其五、中共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以及教授漆琪生、作家章靳以等二十多人为“反革命集团”，并且几次向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提出诬告信。整风开始以后，孙大雨更加疯狂起来，6月6日，在中共复旦大学党委召开的整风座谈会上，他又提出大批“反革命”名单，说解放日报社和新闻日报社内部也有“反革命集团”。7月3日与5日，他继续扩大名单，诬指司法部部长史良和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也是“反革命分子”。孙大雨这种血口喷人的无赖行为，上海市市长陈毅和其他党政领导人曾几次给予劝告，但他置之不理，反而变本加厉。到现在为止，被他诬指为“反革命分子”的已经达六十多人。
孙大雨在大鸣大放中向共产党猖狂进攻时显得十分猖獗，他声称“就是摔死跌死也要来参加整风座谈会”。可是在反右派斗争展开后，孙大雨忽然“病重”了，两个月来他一直躲在茂名公寓十八层大厦里，拒绝出来交代他的罪行，也不敢出席复旦大学举行的反击右派分子辩论会。8月15日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开会，孙大雨还想再一次装病请假。他的无理要求被拒绝后，他才不得不装着一付弱不禁风的样子，一手支着手杖，一手由人扶着出席了会议。列席代表刘德中当场戳穿了这个右派分子的花招，他宣读了医院最近给孙大雨所作健康检查的结果：“孙大雨体重一百七十八斤，内科检查正常，X光透视心肺正常，神经科检查正常”。医生最后给孙大雨的结论是：“可以游泳”。面对着这个身躯壮硕、步履蹒跚而又“可以游泳”的右派分子，全场代表发出了一阵鄙视和轻蔑的笑声。
8月17日孙大雨在会上作了第一次的“检讨”，一面承认自己是十足的右派分子，一面却把诬告大批党员干部和进步人士为“反革命”的罪行说成是因为对党“赤胆忠诚”，“死抱着‘愚忠’不放”，因而思想上“主观主义”、“逻辑简单”，“把党和政府认为好人的人当做了反革命分子”。他还洋洋得意地说：如果再此下去，就会成为“思想战线上的唐·吉诃德”。孙大雨的“检讨”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极大愤怒。许多代表当场揭露，孙大雨在所谓检讨中，依然玩弄他的“我是革命的，反对我的都是反革命”的手法来向党进攻。孙大雨还应用“你们认为好人，所以我承认错了”的逻辑来蒙混过关，阴谋将来反攻。
孙大雨诬告这么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是“反革命”，并不是因为他是个黑白不分的疯子。据代表们在17日和19日两天的预备会议上揭露，这完全是章罗联盟向党、向人民进攻的一种“战术”。而采取这种“战术”，是企图混淆是非，制造混乱，破坏肃反运动和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改造政策，以达到他们陷害党的干部和党外进步人士，实现推翻党的领导的阴谋。代表漆琪生等指出，孙大雨制造的“黑名单”完全是章罗联盟上海右派集团的集体创作，这些名单中，有的人孙大雨根本不认识。据这个右派集团的骨干分子陆诒交代，他和集团中的右派分子王造时、彭文应、张孟闻等都参与了这个阴谋。去年孙大雨在市政协会议上作了公开诬告发言的当天晚上，他们就在孙的家中开会商议对策直到深夜。代表们还揭露，在有关部门准备调查处理孙大雨的诬告时，这个集团中的右派分子到处为孙撑腰。右派分子王造时、孙斯鸣替孙大雨找法律根据，说资本主义国家都有议会民主，议会上发言是“不负法律责任”的。这个集团的另一分子陈子展对孙说：“他们要砍你孙大雨的头，我陈子展的头先伸出来”。孙大雨向中央提出的诬告信不但在上海的右派集团中商讨过，而且还亲自带到北京与罗隆基、顾执中研究，并且得到他们的支持。
代表沈体兰等以事实揭露，早在1947年解放前，罗隆基曾指示孙大雨要把受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大学教授联谊会”抓在手里。于是孙和彭文应、陈仁炳等提出要求改选“大教联”领导机构。但他们的阴谋并未成功。在解放初期的一次改选中，孙大雨失掉了“大教联”代理主席的职位，由此他便捏造“大教联”中党的负责人李正文及其他进步教授章靳以、漆琪生等为国民党CC系统的“公馆派”。解放以后，他继续不断地用这种手法来破坏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说“思想改造改糟了”，说“肃反是肃革”，肃了革命分子。在胡风反革命集团破获后，他又放出空气说“这些人都是装进步的，以后对满口马列主义的人要小心”。潘汉年反革命案破获后，孙大雨和这个右派集团认为机会到了，他们共同草拟了“反革命”名单，把一大批党的干部和进步人士列入潘汉年集团中去，企图把他们一网打尽。另一方面，孙大雨在1955年10月复旦大学肃反运动刚开始不久，就谎称被冤枉为反革命分子，称“病”不再来学校教书。两年来他拿了国家的一万一千元（每月工资三百零二元五角，房租津贴一百六十元），却从未教一堂课。据代表们揭露，在肃反运动中从未有人说他是反革命分子，可是孙大雨两年来一直装着受委屈的样子以取得别人的同情，另一方面却更加积极地和右派集团中的分子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在党的整风运动开始后，孙大雨的“病”忽然好了，他不但在6月6日中共复旦大学党委召开的整风座谈会上发表了长达一个多钟头的血口喷人的发言，而且还在第二天的教授座谈会上得意洋洋地宣称：“中国毫无问题有这样的情况（指匈牙利事件），只是没有爆发出来”。他还写文章给文汇报，要求处分领导高教部门肃反运动的党员负责人，并建议把他们“隔离开来生活”，“作书面详细交代”。孙大雨这一时期内的猖狂进攻，正是章伯钧、罗隆基在北京召开六教授座谈会，妄想中国出现匈牙利事件和罗隆基提出“平反委员会”的时候。孙大雨的论调和进攻步骤，跟章伯钧、罗隆基完全一致。
　　自吹是进步教授，二十七年来却一直是个反动角色
孙大雨解放以来一直标榜自己是“进步教授”，对革命有“功”，但两天来代表们提出充分的事实证明，孙大雨二十七年来始终是一个反动角色。1930年孙大雨从美国留学回来，就参加了新月出版社和新月诗刊，成为“新月派”的“诗人”，与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在一起，攻击鲁迅等进步作家。1942年，孙大雨由国民党文化特务张道藩介绍到中央政治学校教书。同年又由孙科、梁寒操介绍加入国民党。以后他勾结CC派骨干、伪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周经熊活动伪立法委员未成，就在1946年经罗隆基介绍加入民盟。从此孙大雨便成为罗隆基反共亲美路线的忠实执行人。在1947年和1948年，正当罗隆基勾搭美国，要求美国给他美援来实现他的反共政治阴谋时，孙大雨、彭文应就在“大教联”中竭力宣扬罗隆基的路线，后来孙大雨亲自草拟一份英文的备忘录去见杜鲁门的侵略特使魏德迈。这一出卖祖国的可耻行径，孙大雨却一直吹嘘是他在美国人面前反蒋，是对革命的“功劳”。在参加民盟和进步的“大教联”后，孙大雨还继续与朱家骅、陈雪屏等反动头子勾结。
解放以后，孙大雨继续坚持仇视党、仇视革命的立场。他诬蔑“无产阶级一无所知，共产党没有知识分子，既不能领导革命，也不能领导建设”。他还诬蔑新中国没有自由，说“解放后民主还听到过，自由却没有听到了”，他甚至仇恨学生中的党员和团员，故意在考试时压低他们的分数。孙大雨还在教学改革中散布诬蔑苏联的言论。
作家章靳以等还在会议上戳穿了孙大雨的“诗人”和“莎士比亚专家”的真面目。原来这个“专家”只翻译过一本莎士比亚剧本“璃琊王”，而孙大雨的所谓“诗人”却是一个见钱如命的人物，灵魂中充满了铜臭。在反右派斗争后复旦大学几次派人要他出来交代，他躺着装病不见人，但听说送工资、送稿费来，就立刻爬起来了。最近复旦大学编译部用了他一篇稿子，孙大雨一定要最高的稿费，并且每页稿纸要多算八十个字。他给文汇报写了一篇文章嫌稿费太少，吵到文汇报去查账，看是否比别人给的少，文汇报只好多给他些钱了事。孙大雨曾诬蔑新社会“没有什么感情”，据代表们揭露，孙大雨自己才真正是个“六亲不认”的人物。有次孙大雨的母亲向他要些火油，孙大雨竟说：“先交钱，后交货，否则不给”。复旦大学一位教授某次向孙大雨借一块钱交民盟盟费，第二天孙大雨就寄明信片给他，要他立刻把一块钱交邮局寄去。
　　人民让他住上十八层楼
他要把人民踏到十八层地狱
在17日、19日两天会议上，工人代表卫雪珍、吴良先、胡伟康等对孙大雨的反动言行进行了说理斗争。申太染织厂工人代表王启发说：孙大雨说肃反是“肃革”，证明孙大雨是完全站在反革命分子的立场上说话。南洋烟厂女工代表卫雪珍等驳斥了孙大雨的“工人阶级没有知识”、“不能领导革命”、“不能领导建设”等谬论。卫雪珍说：我们厂里一部车子两个半工人生产，每年可以为国家创造一百一十六万元的财富，而两个半工人每月只要一百七十元。她责问孙大雨：你每月拿了国家四百六十二元，可买大米三千多斤。两年拿了一万多块，你到底为人民做了些什么事？有的代表说：人民把孙大雨送到十八层楼上去（孙大雨住的十八层楼的公寓是政府照顾高级知识分子住的），孙大雨却要把中国人民踏到十八层地狱里去，搞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复辟阴谋。孙大雨完全是忘恩负义之徒。
孙大雨在代表们的严正驳斥下脸红耳赤，低头不语。代表们要孙大雨再作老实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