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省几个农业社所作的典型调查证明：　没有统购统销不得了！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在湖南省几个农业社所作的典型调查证明：
　　没有统购统销不得了！
　　唐一庸
有的人说粮食统购统销搞坏了，国家不关心农民，农民生活降低了。这种说法符合事实吗？最近我们到几个农业社里作了一些了解，事实给我们的回答是：统购统销搞得好，搞对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在逐年提高。
拿湖南湘乡县来说，1954年全县总产量为三亿六千八百七十万斤，购销差（即实购数，下同）四千七百八十八万斤，全县每人平均用粮五百五十二斤；1955年总产量四亿二千五百四十九万斤，购销差为四千零四十六万斤，每人平均五百七十七斤；1956年受了旱灾，但在合作化的情况下，总产量仍达三亿七千二百零八万斤，购销差二千七百一十二万斤，每人平均五百六十四斤。可见产量在增加，而国家统购任务还减少了。1955年实行了“三定”，又是丰收年，总产量比1954年增加五千六百七十九万斤，而统购任务却相反，比1954年减少七百四十二万斤。1956年因灾比1955年减了点产，但仍超过1954年，而统购任务比1954年减少二千零七十六万斤，比1955年减少一千三百三十四万斤。难道说，这是政府不关心农民生活吗？
我们了解的一些农户几年来用粮情况的比较是这样：
邵阳县太平社（余粮社）六户贫农，1953年每人（二十五人）平均用粮四百九十三斤半，1954年每人（二十六人）平均五百二十九斤，1955年每人（二十九人）平均五百四十七斤，1956年每人（二十九人）平均四百六十一斤十二两。横冲社（基本上是自足社），十户农民（七户贫农三户中农），1954年每人平均五百零一斤，1955年每人平均五百零三斤，1956年每人平均四百二十八斤。如贫农唐克汗，1954年，七口人，每人平均四百二十六斤；1955年，八口人，每人平均四百五十斤；1956年，八口人，每人平均四百五十九斤。中农唐名细，1954年，三口人，每人平均六百一十五斤；1955年，三口人，每人平均六百三十六斤；1956年，三口人，每人平均五百五十七斤。
湘乡先锋社（余粮社）三十四户（贫农十六户，新下中农三户，新上中农二户，老下中农九户，老上中农二户，地主二户），总的用粮：1953年九万零七百六十九斤；1954年九万一千八百五十九斤；1955年十万零一百四十九斤；1956年十万零五千五百五十八斤。1956年比1953年用粮增加一万四千七百八十九斤，增加16.29％。
这三十四户几年来每人平均用粮数：1953年一百六十九人，每人平均五百三十七斤；1954年，一百七十二人，每人平均五百三十四斤；1955年，一百七十二人，每人平均五百八十二斤；1956年，一百八十四人，每人平均五百七十四斤。
分阶层各年每人平均用粮数：
阶层　1953年　1954年　1955年　1956年
贫农　504　501　551　582
新下中农　529　529　552　545
新上中农　573　562　607　544
老下中农　567　555　607　608
老上中农　692　680　679　594
地主　443　477　558　539
由此可见，实行统购统销以来，总的趋势是，农民用粮是逐年增加，特别是贫农（其次是新老下中农）在合作化以后增加的更为显著。但由于各地年景好坏不一样，人们在农业社劳动有多少，因此也有曲线上升的。1955年丰收，增加的多，1956年减了产，又下降了一些。这也是很自然的。由于人口增长的情况不同，也影响着生活水平提高的快慢。广大农民对这些好处体会是很深切的。如横冲社贫农社员唐名度说：“统购统销以前，我一年要缺五个月粮，就靠挑点担子弄几个钱买粮；投机粮商滥涨价，真是苦死人，三、五天没见米是常事。统购统销以后，政府一年销给我七八百斤粮，年年吃得匀了，没有受一点饿。去年遭了这么大的旱灾，要不是统购统销和合作化，我一家七口人，能不饿死两个？那还能每人吃到四百四十三斤粮？湘乡县太平社贫农社员黎笃汤告诉我：1953年他六口人，平均吃四百四十二斤，1954年吃五百零八斤，1955年，五口人，平均吃五百六十斤，1956年吃四百零八斤。他说，前几年逐年上升好过得很，只去年受旱灾就紧了一些，但这是政府从外地运来的粮，吃这么多也过得去了。
但是，为什么部分农民每年春、夏闹粮呢？我们和这几个社的社干、社员座谈的结果是：除了我们工作上一些可以避免或不可避免的缺点（如有的产量查得不实，偏高偏低；有的口粮标准低了一点；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思想教育不够，部分群众瞒产，影响了任务的合理分配；统购统销时，计算已种未收和未种未收部分的产量不可能与实际收获时产量相符，使少数户在统购统销以后，需要补销，等等）以外，主要是由于农民中不实行计划用粮，缺乏节约思想。许多人盲目地认为“进到社会主义了”，生活的改善要求过急过高。还有相当一部分户，由于见别人补销了而产生平均主义思想，也跟着叫喊缺粮。特别是少数富裕中农，他们对社会主义不满，便趁此大肆叫嚣，煽动群众闹粮。乡社干部对于合作化后农村这种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认识不够，斗争观念淡薄了，以致补销面过宽、分配平均主义，招致了工作上的被动。据湘乡全县检查，今年春季缺粮的二万八千一百五十二户中，因为不执行计划用粮而缺粮的有一万三千零五十三户
（占缺粮户46.36％），因为煮酒、熬糖、请客以及过多的拿主粮喂猪而缺粮的有九千一百三十八户（占32.4％），因工作有漏洞，口粮标准低了，或漏销而缺粮的只三千九百三十户（占13.9％），因自然灾害，秋杂作物减产或人口增加而缺粮的只二千零三十一户
（占7.2％）。湘乡星星社的统计情况证明，几年来实际用粮一般是四百九十斤到五百三十斤，1954年由于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做得差，补销一百八十四户（占总户数80％），其中真正因为大口多粮食不够，需要补销的只四十二户。1956年，由于农业社采取了措施，实行计划用粮，一直到现在没有一户补销的，社员生活正常，劳动出工率比去年提高30％，生产比往年任何一年搞得好。因此，大家一致认为，重要的问题是切实贯彻执行计划用粮、节约用粮问题。先锋社新上中农王咏芝，三口人，1953年每人平均吃四百八十斤，去年在合作社里每人分七百零六斤，乱吃乱用，秋收以来，先后煮酒浪费三百斤粮食，春夏以来，经常叫缺粮，说要一千斤粮一个人才够了。群众对他意见很大。贫农李达阳是这样批评他的：“王咏芝，你硬是忘记过去了，你不想想以前吃多少？我们社里到底增了多少产？增产的还没有你吃的多，分得粮食了就大煮酒喝。”
到底一个农民一年要吃多少粮食才够了呢？邵阳有个习惯的说法是“七紧八松”，即是说一个整劳动力一年七石谷还紧了一点，八石谷就松了。这个说法，我们和这几个社的干部、群众研究了一下，认为过去也有过这样的情况。但是农民并不是这样要求的，农民对于口粮标准必须根据当前生产水平，本社的产粮情况，与国家购销计划相符，照顾历史习惯生活水平等三个方面的情况来确定的道理是容易接受的。过去一年用七石、八石谷的只是很少数的富裕户，并且不完全是吃饱，而是包括吃别的、买别的东西。至于广大农民，则每年有三至五个月要受饿或吃不上主粮。由于统购统销特别是合作化，使粮食分配平衡了，日趋合理了，这是广大农民的利益，又有什么不好呢？而且这种平衡并不是绝对平均主义的“平均”，在农业社里多劳动的和大口多的劳动力强的多吃粮的户也作了些照顾，并且今后将实行以人定量会把粮食分配得更合理。因此，户与户之间的用粮水平在满足基本口粮的情况下，仍是有高低的。1956年平均用粮在六七百斤的也不少见。如邵阳横冲社，去年全社每人平均四百五十七斤，其中平均用粮在六百二十斤到七百斤的就有二十三户（占总户数12％），而这些户里面有半数户是中农。
事实证明，在现有生产水平的情况下，以往几年的用粮水平是适当的，国家同农民的关系是正常的。只要正确采取分等定量的办法，可以把粮食分配得更合理，粮食是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