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超构在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　检查资产阶级办报路线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赵超构在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
　　检查资产阶级办报路线
新华社上海25日电　上海新民报社社长赵超构24日在上海新闻工作者座谈会第八次会上，对他前一时期的资产阶级办报路线作了系统的检查。
在去年6月以后，赵超构在报社内部提出一系列办报方针和作法，来改革新民报晚刊。他提出的口号是：“广些，广些，再广些；短些，短些，再短些；软些，软些，再软些。”在这以后，报纸的版面上就出现了很多风花雪月、奇闻怪事之类的东西。新民报的这种作法，曾经引起上海新闻界和读者们的怀疑，但右派分子徐铸成、陆诒、王中等人却大为捧场。在文汇报的右派分子四出放火期间，新民报也跟着派出记者，在上海、浙江等地采写了若干渲染、夸大和歪曲事实的新闻。
6、7月间赵超构曾经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新民报晚刊也对自己在鸣放期间发表的一些歪曲和失实的报道，进行调查核实，向读者作了交代和检讨。8月24日，赵超构又系统地批判了他的资产阶级办报路线。
赵超构在批判中认为，他前一时期在新民报的领导工作和言论当中，所犯的资产阶级办报路线的错误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削弱了党对报纸的领导”。
他说，一年来他经常片面地强调晚报的特点，强调“标晚报之新，立晚报之异”，避而不谈党报和党外报纸共同具有的社会主义政治方向。今年2月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报纸工作座谈会时，宣传部负责人和新闻界几位同业对新民报提出了一些善意的批评，当时他不仅不接受，反而表示抗拒，说什么“教条主义又回来了”。当报社内部一些青年人怀疑领导的办报方针时，他也认为是青年人“思想混乱”。因而在一个时期内削弱了党对新民报的领导，使新民报在一个时期内转向右倾，脱离了社会主义的轨道，出现了一些错误的报道和言论。
第二，“资产阶级的纯技术观点”。
赵超构在检讨中说：“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报纸工作中的一切技术，都是为的表现正确的政治内容”。但是，“一年以来，我在新民报的工作是费尽力气搞特点，搞风格，搞所谓‘广、短、软’三个口号，一切的一切，为的是技术”。这种片面、孤立地强调技术的结果，“削弱了社会主义报纸的作为阶级斗争武器的性能”，“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大开方便之门”。
第三，“专家办报思想抬头”。
赵超构说，前一时期他一直强调新民报社内部有内行和外行之间，老报人和新生力量之间的矛盾。这“实质上是专家办报路线的复活”。强调单靠老报人的业务技术来办报的结果，就忽视了党的政治思想领导，同时也脱离了报社内部一般群众和广大读者的要求。
第四，“盲目提倡趣味”。
赵超构说，他在这时期的报纸工作中，不适当地提倡趣味性，强调晚报可以容许“无害的趣味”，而把“指导斗争，指导工作”这个任务当作是党报的任务，晚报只能“量力而行”。由此就“陷进了‘趣味’成‘性’的资产阶级新闻学观点”，结果使“风花雪月”、“琴棋书画”之类的东西占版面的比重过多过大，大大地削弱了报纸的战斗性。
赵超构在检查中还批判了他前一时期在言论、文章中追求资产阶级所谓“新闻自由”的错误。他说，他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报纸应“独立战斗”的口号是错误的，是意味着对党的事业的分裂。他以“文木”的笔名发表的“记者还要争地位”和用“林放”的笔名发表的“先锋何在？”两篇文章，更直接地宣扬了虚伪的资产阶级“新闻自由”。他说，在“先锋何在？”的文章中，“我不但完全抹杀了新中国报纸在党领导下的进步事实，并且污蔑了新中国的记者，加以丑化，说我们的记者是靠‘讨’、‘碰’、‘摸’、‘拚’来进行采访的。”
赵超构说，他的资产阶级办报路线，“跟王中的反动理论有着可怕的联系。”有的文章，被右派分子所引用，在左叶事件时所写的“滚非佳兆论”和“列宁回答了左叶的问题”，更是“为右派分子进攻党的新闻事业添火煽风。”
赵超构检查说，他的资产阶级办报路线，是在“反教条”的名义下复活的。他说，他曾经公开表示：“就目前的报纸工作来说，主要的敌人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比机会主义更可怕。”因此，他“以反教条主义为名，排斥报纸的指导性和思想性。”
在24日的座谈会上，大家对赵超构的检查表示欢迎，认为他的检查比较系统全面，态度是诚恳的，但也指出他对资产阶级办报思想本质的批判还不够深刻，希望他继续进行自我检查，并积极工作，进一步锻炼和改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