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谭惕吾所提出的“三害典型”案件的真象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请看谭惕吾所提出的“三害典型”案件的真象
　　本报记者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谭惕吾，在6月5日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对我们司法机关的工作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污蔑。谭惕吾说司法机关犯有严重的“违反法律、侵犯人权”的错误，并举出石油工业部王裕丰事件和由山西省人民法院判决的郤盘石事件作例子，说“这两个案件是‘三害’的典型”，因此，谭惕吾“要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政府立即释放王裕丰，要求共产党严格检查郤盘石案件。”
　 王裕丰应该释放吗？
王裕丰事件是不是“三害”的典型呢？王裕丰案件的真象到底如何呢？为了弄清事实，分清是非，记者最近访问了石油工业部、北京市东四区人民检察院和东四区人民法院了解和处理王裕丰案件的同志。
王裕丰在解放前是一个伪职员，解放后被留用在抚顺矿务局工作，1951年11月被调到原中央燃料工业部石油总局工作。他本来不懂技术，也没有上过大学，只是由于他冒充哈尔滨工业大学肄业，假造曾当过二年化验员，因而在解放之初骗得了助理工程师的职位。这个假造的历史后来才发现；在实际工作中也证明他确实没有具备工程师的条件。因此，在1952年评薪时，王裕丰被评为技术员，但当时领导上为了照顾他，暂时仍旧按照他原来的高工资标准发给他工资。按理，他应当感激政府对他的照顾和宽大，更好地努力工作。但是他却消极怠工起来，抱怨政府把他的职位放得太低了，在工作中不服从领导，谩骂领导，江辅济工程师领导他，他就骂江工程师，侯芙生工程师领导他，他说侯领导不了他。他高兴时就上班，不高兴时就不上班。组织上派他去做石油资源展览会的工作，他却私自去逛公园、观名胜。据统计从1951年到1953年底王裕丰无故旷职、在工作时间做私事的时间就在一百个工作日以上。
1956年1月王裕丰又向石油工业部提出了三项无理要求：“第一、不在甘宁（炼油司副司长）领导下工作；第二、坚决不接受侯芙生的领导；第三、必须提他为工程师”。如果领导上不答应，就不上班。这种挑战式的无理要求，该部领导上当然不能答应，于是王裕丰就从1956年1月到7月，六个多月没有上班。在此时间内，组织上曾对他进行过多次的教育，除部里的干部司司长、处长、党委办公室主任、部长助理和工会主席找他个别谈话外，炼油司、技术司的同志们也曾多次到他家里多方劝他认识自己的错误，回心转意重回机关工作。但是王裕丰始终不听同志们的劝告，并于1956年2月9日私自跑到长辛店等地去旅行一个多月，回来后洋洋自得，并给石油工业部写信说：“我到北京的西、南、北三方走了十四个县市，十余个镇，数十个乡，路经一千三、四百里”，要求组织上对他这一个多月的旅行看作是“因公出差”，把他出外游逛期间的花费当作“出差费”报销。他还对人说：“他们不答应我的要求，我就不上班，不给他们干活，共产党还是要给我饭吃。”这时，石油工业部为了维护国家的行政纪律，并促使其悔悟，只好决定给这个只想吃饭，不愿干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蛀虫”以停职停薪令其反省的处分。
但是，右派分子谭惕吾对石油工业部给王裕丰以停职停薪令其反省的处分决定是怎样看法呢？在她给“人大”常委会的报告中，把王的这种目无组织、屡次旷职、公然六个月不上班的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的错误，轻描淡写地说成“只是旧知识分子的一般毛病，对王不能要求过高”，因此下结论说：“石油工业部这样做是犯了严重的主观主义的错误。”
所以，这时坏分子王裕丰的态度就更加蛮横无理。当王裕丰接到“停职停薪令其反省”的通知以后，就马上找到石油工业部的干部处，愤愤地把工作人员证交出来，并声色俱厉地向干部处的同志说：“要开除就早些开除吧！”回家之后，即携妻带女到昆明、重庆、成都、汉口等地继续招摇撞骗和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王裕丰吃饭不给饭钱，住旅馆不给房金，到医院看病不给药钱，人家向他要时，他叫人家把他欠的钱上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账上。如有一次他在成都朵颐食堂吃了饭以后说：“我是被共产党害穷了的，不能付给你们饭费，请你们把我的饭费记在中共成都市委会的账上，或者记在石油工业部部长李聚奎的账上。”他还冒充是共产党员。
王裕丰在外到处碰壁之后，不得已又回到了北京。石油工业部为了给王裕丰再一次的悔过和劳动的机会，李聚奎部长曾亲自找他谈过三次话，耐心地教育他，要他承认错误，并告诉他只要他肯承认错误，部里就可以考虑重新分配他的工作。以后干部司司长又找他谈话，并准备给他分配工作。但是王裕丰故意避而不见，只派他的妻子（家庭妇女）来谈，并且更无理地提出四项要求：第一、要补发停职停薪后的全部工资；第二、石油工业部必须包干他全家九口人的生活；第三、马上提他为工程师；第四，要求处分炼油司副司长和支部书记。”当他的这些无理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又大骂起该部的领导同志。石油工业部几次挽救他无效，最后只好把他开除了。
王裕丰被开除之后，因为得到谭惕吾的庇护和支持，就蛮干起来。他一方面给一些机关、学校和他的亲友一连写了三十四封专门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书信，而且一律用明信片，好让更多的人看到信的内容；另一方面在大街上张贴反动标语，告市民书（现已查获的有六张），骂“共产党员都该枪毙”，骂共产党所提倡的马列主义“是害人主义”，把那些和党联系密切的人比成“特务”。不仅如此，王裕丰又于今年2月15日手持小刀，同他的妻子、儿女闯进石油工业部李聚奎部长等所住的宿舍，破口大骂，并打碎牛奶瓶等物。王裕丰还唆使他的妻女说：“你们勇敢些，见到司长打司长，见到部长打部长”。并大声叫喊：“我没有枪，如果有枪非枪毙你们不可。”
石油工业部认为王裕丰的这种行为已达到严重违法程度，即向北京市东四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控诉，要求依法处理。东四区人民检察院经过调查之后于1957年2月25日依法逮捕了王裕丰，东四区人民法院
（本报前曾误为东单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王裕丰二年半徒刑。
王裕丰为什么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直采取这样恶劣的态度？为什么要白吃社会主义的饭，还要专门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呢？说穿了也并不奇怪，王裕丰原来是一个大地主而又不甘心让自己的阶级死亡的人，因此，他对社会主义制度怀着极度的仇恨。王裕丰的家在解放前有一千一百亩地，1944年王裕丰又在伪中央银行的资助下组织了永丰农垦有限公司，亲任经理科长、专门做买卖土地的投机生意。他曾毫不隐晦地说：
“我过去过的地主生活标准如果是200％的话，在日伪和国民党时期只有130％，而现在竟降低到60％了。”因此，他说“我的生活的改变决定我应该拥护什么？走什么道路？”由此可知王裕丰的所作所为决非是偶然的了，而谭惕吾对这样的坏分子进行百般地庇护，其用心是很明显的。
右派分子谭惕吾把王裕丰以上这些严重违法行为说成“只是思想落后”，因此，她质问道：“王裕丰既然是思想落后，为什么不把他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反而把他逮捕起来呢？这岂不是抗拒执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吗？”请问谭惕吾：王裕丰仅仅是思想落后吗？王裕丰应该释放吗？告诉你，处理王裕丰的问题时，我们只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典，决不能根据你过去所在国民党伪立法院制定的“法典”。
　 奸商郤盘石该不该法办？
郤盘石案件的真象又如何呢？
郤盘石原是上海私营生茂煤厂的股东，又在私营上海鸿基煤厂担任采购员。1950年至1951年间，他代表上海十四个私营煤厂，到山西的阳泉等四个煤矿采购煤炭。在采购煤炭过程中，郤盘石用请干部吃饭，送钢笔、手表、衣料等办法来贿赂干部，腐蚀干部，盗窃国家煤炭。据已查清的，郤盘石进行贿赂的干部共有二十多名，贿赂的财物，共值一千七百多万元（旧人民币）。
在这些受贿干部的帮助下，郤盘石开始了盗窃国家煤炭的行为。郤盘石盗窃国家煤炭的主要方法是每次从山西往上海运煤时，总是偷偷的多装和超装。如他从山西富家滩煤矿运往上海去的煤，在原地购买的每次都是七十吨，而运到上海之后，就有七十多吨或八十多吨。这样郤盘石大量盗窃了国家煤炭，据已查清的共值一亿七千六百多万元（旧人民币）。
同时，郤盘石还到小型煤矿去套购煤炭。1951年9月山西省煤建公司根据原山西省人民政府指示，规定山西省西山地区各小型煤矿所产的煤统一由国家包销，私营煤厂一律不得采购。而郤盘石却千方百计地破坏政府的这个规定，私下同这些小型煤矿签订购煤合同，大量套购煤炭。他为了掩盖这种犯罪行为，还故意把签订合同的时间改在政府发指示的时间以前。
在盗窃和套购国家煤炭中，还偷漏了大批国税和运输费。
“三反”开始以后，山西省煤建公司根据郤盘石贿赂干部、盗窃国家煤炭和偷漏国税、运费等犯罪事实，于1952年3月经山西省人民法院批准将郤盘石予以扣留。扣押后，即对郤盘石案件进行严肃慎重的调查和审讯。1953年6月由山西省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郤盘石一年半徒刑。刑满后即予释放。
人民政府对奸商郤盘石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而谭惕吾却说：“这是‘三害’的典型之一”，并说：“山西省煤建公司不是法院，为何把郤盘石拘留起来，这不是侵犯人权吗？”其实大家都知道，在“三反”运动中，根据1952年3月政务院“关于‘三反’运动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规定”，凡专区以上的机关在当地司法机关的主持下就可以成立处理贪污、盗窃等违法分子的临时法庭。因此，当时山西煤建公司经山西省人民法院批准将郤盘石扣留，并由该公司所设的临时法庭负责审讯，弄清案情，最后由山西省人民法院判决，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和当时处理贪污违法分子的实际需要的，根本谈不上侵犯人权的问题。谭惕吾当时是政务院参事室的参事，难道不知道政务院的这个法令吗？既然知道，那么为什么要故意颠倒黑白血口喷人呢？至于谭惕吾所说的：“硬迫郤盘石承认他和山西省工业厅长有勾结”，“戴的脚镣由五斤重增加到十五斤重”，“每隔二十分钟就提审一次”，“郤的双脚无好肉，两脚肿到大腿”等耸人听闻的话语更是无中生有的凭空造谣，是对党和政府的恶毒的污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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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右派分子谭惕吾，就是这样捏造事实来破坏党的领导，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