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科学家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
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教授　裘维蕃
在党提出整风以前，我非但有一些错误的自满的想法，而且对我周围熟悉的人物也没有警惕性。那时我认为，经过了历次运动，凭这一点经验来站稳立场，分清敌我，大概是“不成问题的”。同时我那时也以为，解放以来经过多次的思想改造，通过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的感性认识，除了丧心病狂之徒以外，大概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没有“不拥护共产党的”，“也没有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我在报章上、大字报上以及一些座谈会上，虽然自己没有放出毒草，但是对那些右派言论在思想上却有三种看法：第一是我在思想上对某些言论错误地认为“有一定道理”。因为右派在挑拨党群关系时，他们总是抓住了一点点小辫子做大文章的。这种小辫子，例如个别的宗派情绪、官僚主义或主观主义等，原来是党并不讳言的，而且也是整风的对象。但是，右派就对这些个别的缺点做起文章来了。他们把个别党员的工作作风夸大渲染，说成是一般的，结果像北京农业大学的右派分子所说党和群众之间“墙高沟深”，又说三反、肃反“成绩小、缺点大”，“做法粗暴，不适于对知识分子”等等。唯其因为他们往往先说对其中的一点点，然后夸大成一大堆，这样就迷惑了人，使人容易从说对的部分来相信他们夸大的部分，从而产生了同情他们这些谬论的情绪。对另外一些言论，使人模模糊糊，事非莫辨，因为他们采取了隐蔽的辞意，在警惕性不高的情况下，竟难于一眼就看出他们丑恶的内容。譬如北京农业大学的右派分子曾提出要“党公开领导”，“工会保护群众利益”，“要争取教权”和“设计制度”等等。在整风的初期，这些论点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也没有分析它们的内容，因此我既不表示同意，也没有出来反对。第三类言论是一眼就令人厌恶的，例如葛佩琦、储安平等的谬论以及一些别有用心的大大小小右派分子出的大字报上的反党言论。但是，在当时由于思想纷乱，认为大鸣大放中可能发生这种偏差。明知他们错误，然而把他们的动机却往好处想。
整风初期我在思想上的这些混乱，充分说明了我的立场观点的不稳定，也说明我自己的右倾思想的冒尖，而且也表现了我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能力。正如彭真市长所说的：只有利用阶级分析的武器，才能揭发右派分子的内容，才能使他们原形毕现。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以及周恩来总理最近的政治报告，正是向右派造成的波涛中给载沉载浮的人投下了救生圈；同时也用理论武装了一切准备和右派分子斗争的人；而且迅速解救了那些被右派分子在整风开始后俘虏的人。这时，我的眼睛擦亮了，我开始用这种武器来识别香花和毒草，而且很快就认识到章罗联盟的真意图。原来他们想颠覆我们得来非易的社会主义制度，想篡夺党的领导权，想把我们导向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除了卖国贼和全无心肝的反动派以外，有谁甘愿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下坡路呢？因此，我这时才开始坚决地投入反右派斗争。群众无情地剥开了右派分子的丑恶面貌，使他们理屈辞穷，只能向人民低头认罪。右派分子们不得不承认，所谓要“党公开领导”，实质上就是要把党的领导公开给民主党派，也就是想取消党的领导；所谓“工会保护群众利益”，实质上要把党和工会对立起来，其用意和曾昭抡、钱伟长等所拟“科学纲领”中所谓“保护科学家”一致。所谓在学校中要来一个“设计制度”，是与章罗的“政治设计院”如出一辙的。这些驳斥，使所有爱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们都恍然大悟，如梦初醒。
通过这一次深刻的反右派斗争的锻炼，使我明确了自己思想上的弱点，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我体会得最深的就是初步学会了如何用阶级分析的武器来和那些隐藏在社会主义外衣下想作资本主义走私的右派分子斗争。
但是，要学会善于运用这一武器来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即使是像我们这样的科学工作者，也必须进一步不断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也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的教育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才能真正为社会主义的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