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笔粮食账的论战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两笔粮食账的论战
　　单雄飞　邹光敬
最近，在湖南平江县三阳乡的长冲社，两派人物以两笔不同的粮食账，开展了一场大论战。
这个社的第一和第三两个生产队，自然条件和生活水平不同，有
“富村”“穷村”之分。第一队三十五户中，有二十八户中农和富裕中农，生活一贯较好，称为“富村”；第三队四十二户中，有三十五户是贫农，解放前生活特别苦，解放后生活虽然逐年改善，但还是没赶上第一队，所以叫做“穷村”。这两个村（队），在很多问题上有争执。比如：在农业合作化时，“富村”指责“穷村”的农具耕牛少，不愿同办一个社；在生产中，“穷村”指责“富村”出工迟、收工早、工效太低；在交纳国家公粮时，“穷村”要快，“富村”要慢；在出售余粮时“富村”要少，“穷村”要多；等等。最近，他们在粮食留量标准上又发生了争执。
8月初，工作组宣传今年国家将坚决执行“三定”和合理控制销量的粮食政策。对国家的政策，有的坚决赞成，有的坚决反对。议论纷纷，轰动一时。
就在这时候，“富村”有以郑晚成为首的十四户富裕户，用三天工夫算出来的一笔用粮账，送给工作组，并在社干部和群众中间宣传。账是这样的：
年度　户数　人口　全年共用粮（斤）　每人平均量（斤）
1948　14　 49　 32，929　672
1951　14　 50　 35，000　700
1954　14　 48　 30，960　645
1956　14　 51　 28，407　557
他们在宣传这笔账的时候，抓住了两个“中心内容”：一是“解放后生活逐年下降了，特别在合作化后更苦了”；二是“五百二十斤留粮硬是不够吃；祖宗几代以来，五百二十斤从没吃够了的”。还说，去年前年名义上按“三定”标准留粮，但打了很多“埋伏”，实际用粮比留粮标准多。因此有人叫嚷，“今年起码要留七百斤才够吃”。
这笔账得到了一部分人的呼应。有人虽不同意留七百斤，但提出了留五百五十斤、六百斤、六百五十斤等不同的标准。这种空气一时占了上风。社内应送交的三十三万斤征购粮，在送了十二万斤以后，不愿再送了，甚至提出了“只交公粮，不卖余粮，更不卖超产粮”的要求。
为什么有人要留这样多口粮？究竟留粮五百二十斤够不够？工作组的同志到第三队找贫农商量。首先召开了二十二户贫农座谈会，把“富村”的用粮账告诉大家，要大家发表意见。贫农李撮奇将自己去年用粮数算了一算。他家六个人全年口粮和劳动奖励粮共分了三千零四十七斤。一窝小猪和鸡、鸭大概吃掉六十来斤，人来客去吃了八十来斤，全家实际只吃二千九百斤左右，每人平均四百八十三斤；吃到接新谷，并不少粮。接着，黄柏松、蔡梦周等十多户都算了账，每人用粮从来没有超过五百斤。黄柏松回忆，解放前靠佃田吃饭的时候，每人每年还合不到三百斤粮，大家都感到“富村”的账不对头。于是有人提议：我们也算几年的账同他们比一比，让大家来鉴定，看看谁是谁非。他们的用粮账是这样的：
年度　户数　人口　全年实用粮（斤）　每人平均量（斤）
1948 　22　 91 　29570　325
1951 　22　 94　 42300　459
1954　 22　 103　50368　489
1956　 22　 106　53210　502
他们也提出了两个“中心问题”：一是解放前生活很苦，挨冻挨饿，解放后逐年提高，现在吃的穿的不愁了；二是“常将有日思无日”，只要节约用粮，五百二十斤足够了。
两种不同的人算出了两笔不同的账，针锋相对，在全社范围内开展了谁是谁非的辩论。
来自“富户”的言论是，“贫农是傻瓜，吃饭不好，要吃苗（当地的主要杂粮）”。
“穷户”反驳说：“脚踏楼梯步步高，要一步登天是不行的，过现在的饱日子，也要想想过去的饿日子。”
“富户”说：“我们的粮食比过去少了，硬是吃不过瘾。”
“穷户”反驳：“你们过去吃多了，叫很多人挨饿；现在绝大多数的人够吃了，再过两三年大家都可以吃你们过去那么多粮食了。现在我们吃得饱，你们为什么会不够吃呢？”
“富户”说：“我们自己种的粮食，为什么不可以多吃点呢？”
“穷户”的答复是：“过去也是我们自己种的粮食，可是自己只吃二三成；现在自己吃了七、八成，这不合理吗？再说，国家征购粮食，又是为了谁呢？”
“富户”没有话说了。
熟悉富裕中农陈督生家庭情况的贫农黄柏松揭穿了陈家的秘密：去年他家用三百斤粮食喂猪，一百七十斤喂鸡鸭，还用二百一十斤做果子米面。他家只吃大米不吃杂粮，却经常要求政府补销粮食。在事实面前，陈督生低头认输了。据二十多户社员揭发，原来这十四户“富户”的用粮账中，去年一年就浪费了七千一百多斤粮食。
现在，“富村”的用粮账被全体社员否认了；“穷村”的用粮账，铭刻大家心间。最后，一致通过“坚决完成三十三万斤征购任务，并多卖五万斤超产粮给国家”的决议，结束了这场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