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怎样破坏云南少数民族调查工作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费孝通怎样破坏云南少数民族调查工作
章伯钧—罗隆基联盟的军师费孝通在担任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组长期间，百般破坏调查工作。最近由边疆回到昆明的调查组全体工作人员连日集会，揭发了费孝通的罪恶活动。
在云南调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方针，中央和省委确定首先着重调查边疆阶级分化不明显的各少数民族，研究他们的社会性质，以便探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道路。费孝通有意破坏这一方针，他乘参加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的机会，竭力鼓吹对处于内地的白族的历史文物作大规模调查。于是他不经党委同意，擅自拟定了全面的调查计划。调查组在草拟西盟地区佧佤族的基本情况和调查提纲时，费孝通指示不准采用西盟工委的调查资料，说“他不懂学术，资料是废品。”
中央和中共云南省委还决定，调查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并指示调查工作要紧密结合现实，服务于现行政策和社会主义改造。费孝通公然违抗这些极为重要的原则，调查组从昆明出发到边疆前，费孝通在向全体工作人员作的动员报告中，却强调这次调查是学术性的调查。打出“学术性调查”的欺骗幌子后，费孝通接着利用一切机会或明或暗地散布其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反动观点。关于少数民族的文化方面，费孝通在一次座谈会上谈到少数民族文艺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时宣称：“要保留民族形式，就不能吸收社会主义内容；要吸收社会主义内容，就必须抛弃民族形式。”企图在保存民族形式的借口下，反对社会主义。
费孝通针对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放出了一枝毒箭。他曾亲自到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去“调查”景颇族，他坐着小汽车到离景颇族居住的东山、西山三十华里的公路旁停下来，向景颇族村寨遥望了一下，然后找了些人汇报，便认为过去中共云南省委在景颇族地区的调查和1955年刘格平等对景颇族的调查都是“教条”、“有问题”。费孝通故意夸大景颇族原始落后的意识形态对生产的反作用，认为上层建筑可以决定经济基础，由此得出结论：只有加强文化教育工作，改变落后思想意识，才能扫清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障碍。费孝通根据这个结论提出“先教而后富”的口号，来反对共产党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以发展生产为中心”的政策。
人们指出：费孝通在调查组散布这一系列反动观点绝非学术思想问题，而是积极为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作准备，并直接为他参加拟订的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服务。
为了使这种反社会主义的纲领能够在调查工作中贯彻，费孝通一面摆起“民族学专家”的架子，竭力反对共产党对调查工作的领导，排斥党派来的干部。中共云南省委为了保证作好这次调查工作，按中央指示从省级机关和学校中抽调了四十多名干部参加调查组。费孝通却以“行政机关干部水平低，不懂业务”为借口，在工作中百般歧视和排斥这些干部。另一方面，费孝通却在昆明搜罗了一些他过去的亲信，安插到调查组内。云南党和政府领导机关虽然对调查组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和多方面的帮助，但费孝通却在调查组干部面前挑拨说，中共云南省委不热情，云南党政机关官僚主义习气重。同时，他又活动民盟云南省委请他们到温泉去游玩、吃饭，使有的人感到民盟比共产党还“温暖”，费孝通对知识分子体贴关心。调查组离昆明前往边疆前夕，费孝通便召集他这批亲信谈话，指示按照他的一套行事。
调查组揭露的材料说明，费孝通的破坏活动已使云南的少数民族调查工作蒙受一定的损失。
（据新华社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