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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代会反击右派又一收获 沈志远理屈词穷低头认罪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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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57-09-01
第1版()
专栏:

上海人代会反击右派又一收获
沈志远理屈词穷低头认罪
新华社上海31日电 民盟中央常务委员、民盟上海市委主任委员沈志远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罪行,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被进一步揭露出来。经过会上激烈的辩论,沈志远已经理屈词穷,原形毕露,只得就他和章罗联盟的关系、他怎样将上海市民盟组织引向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他在鸣放期间的放火罪行、他的反动言行的严重后果以及思想根源等五个问题作了交代。他承认他不仅是忠实执行章罗联盟反动路线的一员“大将”,而且是这一反动联盟的“军师”。他表示向人民低头认罪。
沈志远承认,他自1955年底起开始接受章罗联盟的反动路线,首先是接受和执行了章罗联盟关于知识分子工作的行动纲领,妄图夺取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权。在1956年2月民盟全国二次代表大会筹备会期间,他同费孝通、吴景超等共同起草章伯钧的盟务报告,他们根据章伯钧和罗隆基的指示,将发挥潜力搞好业务作为民盟的第一项任务。同时强调思想改造必须通过业务来进行,实际上取消了自我改造的任务。后来,他对章伯钧的“二院制”、“政治设计院”、“大发展”等谬论,不仅一一加以传达,并建议在上海市民盟组织内设立“政策研究委员会”,来带头响应。他并且根据章伯钧的意图,自己“发明”了所谓“事先监督”论。沈志远承认,今年4月民盟全国工作会议是章罗联盟进一步发展和贯彻反动纲领的一大阴谋,而他在4月会议制订和贯彻反动纲领的活动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和曾昭抡对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内容作了歪曲的传达,强调反教条主义而否定反修正主义的斗争。他参加了章罗联盟“大将”们关于民盟中心工作决议的酝酿和决定过程。这个决议利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向科学文化进军”作幌子,叫知识分子搞业务,放弃改造;以反教条主义之名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和理论;同时把文艺、学术上的鸣放歪曲为向共产党进攻。在领导小组两次开会热烈辩论时,他和章、罗等人结成一条战线,由少数而达到压倒多数,通过了这项决议。由黄药眠和他共同起草的盟务中心发言,也秉承了章伯钧的指示,在第一项任务中就提出中央和地方都要设立“国家政策研究委员会”。由黄药眠最后整理,经他审阅同意的总结发言定稿中,将初稿中各地代表提出的关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执行相互监督、关于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是民盟的首要任务、以及关于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重要性等重大原则,都被删去了。沈志远承认,这是一项有组织的阴谋。
沈志远接着交代了他参加制订并在上海贯彻章罗联盟反动科学纲领、他和章罗联盟在上海的右派集团如何控制了上海民盟的领导权、他在鸣放期间疯狂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攻的罪行。他说,使他走上反共反社会主义道路的最主要的思想根源是他的极端浓厚的权位观念和贪婪无厌的政治欲望。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刘思慕以“剥掉沈志远的画皮”为题,对沈志远的罪行作了全面、系统的揭露和批判。刘思慕说,沈志远作了交代,但他的交代还是不彻底的,他对自己的罪行的认识和批判还不够深刻。
刘思慕说,在上海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中,沈志远是有他的特点的。他不仅是一个全国性的头面人物,而且又是一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和民盟“左派进步人士”自命,好像和那些公开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右派分子有所不同。
事实上,他不但在组织路线上高唱“大胆向落后开门”,实行团结右派、排斥打击左派的方针,而且在政治路线上热心于章罗反动政治纲领的制订和贯彻,使他所领导的民盟上海市委变质成为共产党的反对派,更成为上海右派向共产党进攻的放火指挥部。在大鸣大放中,沈志远的两面派面孔露出原形后,他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言行就显得特别露骨和猖狂。他以全盘抹杀新中国的成绩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学术界说成“死气沉沉”,“没有生命”。文艺创作、戏曲、电影、出版、教育、医务各方面,在沈志远看来都一无是处,糟得很。他并认为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原因是由于目前我国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在政治制度上,他诽谤社会主义国家缺乏自由民主;鼓吹“多党制”,主张民盟成为同共产党“分庭抗礼”的资产阶级政党;主张人代会成为不要工农劳动模范参加的资产阶级议会;在经济制度上,他露骨地反对计划管理、集中管理。根据他的“灭社会主义、兴资本主义”的原则,他主张恢复资产阶级的政治学、社会学;在文艺方面反对政治第一的原则,对国营剧团表示不满;在出版方面主张“向社会开放”,办不要党领导的“同人出版社”;在医务方面主张恢复私人诊所;在企业方面主张把企业的技术领导交给私方;在用人制度方面,主张开放聘用人材的“自由市场”。在对共产党的领导的态度上,他把共产党说成一个结党营私的宗派集团,把共产党员以至各级领导干部说成是严重脱离群众的“特权领导阶级”,把人事部门说成“鬼鬼祟祟、关起门来包办政治的特殊人物”,把共产党同非党之间的“墙”说成是一千二百万共产党员和六亿三千八百万非党员之间的一道“万里长城”。他主张高等学校改变党委制,科学研究由科学家领导。在共产党和民盟的关系上,他千方百计地抬高民盟,压低共产党。刘思慕说,自称三十年来受共产党的教育、爱护、信任、照顾无微不至的沈志远,就是这样以怨报德,向共产党反噬。
刘思慕说,民盟中的右派,特别是罗隆基集团,远在解放以前就处心积虑夺取上海市民盟组织的领导权,但他们的阴谋早为进步盟员识破,他们心目中的主任委员人选如彭文应之流又劣迹昭彰,太不成材,阴谋未能得逞。可是,以“左派”面孔出任民盟上海市委主任委员的沈志远,在投靠章罗联盟以后,却自动将上海市民盟组织双手献给了章罗联盟,将民盟上海市委变成这个反动联盟在上海的分部,使民盟右派多年来未能实现的“雄图”通过“左派”分子沈志远之手如愿以偿了。在历史上,沈志远纵然不是章罗的嫡系或心腹,但他打着“左派”、“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的招牌,带头和指挥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为章罗鞠躬尽瘁,又能迷惑较多的盟员群众和民盟干部,因此被罗隆基认为是“上海民盟组织的最适宜的领导人”,成为章罗联盟在上海的右派小集团所拥戴的首脑。
刘思慕指出,曾经一度是“左派”、“进步人士”以及“长期来搞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工作”的沈志远,干出这样严重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绝不是偶然的。从历史上看,沈志远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装饰自己,他从来也没有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在留学苏联时,他对孙逸仙大学内师生的反托派政治斗争就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在民主革命时期,他虽然很早就参加了共产党,但从苏联回国后,竟因害怕白色恐怖而脱离了党,并几次从上海跑到南京参加康泽、谷正纲等反动派主持的留俄学生会发起的聚餐会。刘思慕说,无论从阶级出身来说,还是从灵魂深处的思想意识来说,沈志远都完全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解放后沈志远没有对自己的思想和立场进行真正的改造,共产党和人民给他崇高的荣誉,他没有因此感到满足,反而更加滋长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终于堕落成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野心家。沈志远的道路,对民主党派人士、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刘思慕说,沈志远如果真有诚意和决心重新做人,他必须打破顾虑,克服过关思想,准备作进一步的彻底交代和深刻的批判。
在会上批判沈志远的还有傅于琛、任廷桂、郭建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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