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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右派斗争的风浪里改造自己 上海一些民主人士检查立场和思想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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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57-09-02
第2版()
专栏:

在反右派斗争的风浪里改造自己
上海一些民主人士检查立场和思想
新华社上海1日电 上海一些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和民主人士在反右派斗争中提高了认识,先后在上海市人代会会议上对自己的立场和思想问题进行了自我检查。
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周煦良说:知识分子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必然会迷失方向。
民进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周煦良说,他在大鸣大放期间,夸大了教条主义的危害性,甚至把许多马列主义基本真理当作“教条”;在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上,他强调了知识分子的进步性,忽略了知识分子的落后意识。在国家的人事、教育等制度上也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言论。这个时期中,他和某些右派分子气味相投,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几乎掉进右派分子的泥坑里去了。周煦良说,经过一个时期的检查,他逐渐认识到自己所以犯这些错误,和平日不严肃对待自己的思想改造分不开。他的灵魂深处还保留着强烈的资产阶级意识,到现在还没有很好地解决立场问题,一遇到大风浪,他的资产阶级意识便泛滥开来。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问题上,他一直强调接受共产党的政策方针的领导,而不强调在工作岗位上接受共产党员的具体领导。没有看出共产党的政策方针主要是通过党员来忠实而正确地进行贯彻的。周煦良最后说,最近他根据毛主席提出的六项标准来检查自己,发现像他这样的旧知识分子,除应通过各种方式改造自己外,首先必须树立自己对共产党的忠诚。忠于党就是忠于人民的利益,忠于社会主义事业,这是不可分的。知识分子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放弃了对党的忠诚,必然会迷失方向。他在反右派斗争以及今后一切工作中,要时刻在这方面检查自己。
农工上海市委副主委申葆文说:旧知识分子不经过彻底地自我改造,不可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申葆文着重检查了自己在反右派斗争中的右倾思想和温情主义。他说,作为农工上海市委主持实际工作的一个负责人,他对上海市农工组织被右派分子篡夺了部分领导权,成为以章伯钧为首的右派集团的一个重要据点,也有责任。由于他的右倾思想和严重的温情主义思想以及优柔寡断的作风,使他在前一时期主持的上海农工反右派斗争软弱无力。对以章伯钧为首的农工中央右派集团揭发不够,同农工市委中已被揭发的右派分子夏高阳等界限不清,斗争无力;右派分子连瑞琪、胡淼年等闹大民主来破坏反右派斗争的阴谋虽被识破,但没有及时进行坚决斗争,使全般真相暴露。申葆文还检讨了他对章伯钧的一些谬论没有同章当面进行斗争的错误。反右派斗争开展后,他在一次座谈会上揭露章伯钧在1955年路过上海时对农村干部表示极大的仇恨,说要“杀一批”。当新闻记者向他核对材料时,他又犹豫起来,担心这样揭露会把章伯钧搞成和葛佩琦一样的要“杀共产党”。这说明他对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还没有高度的热爱,对章伯钧等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也就不会有刻骨的仇恨。申葆文说,他现在深深认识到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深刻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体会到旧知识分子不经过彻底的自我改造,不可能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他表示要在反右派斗争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
漫画家张乐平说: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大是大非看得很清楚,而自己当时却不辨是非。
漫画家张乐平检查自己在大鸣大放中和另一位画家张文元根据右派分子沈志远的“共产党管得太多太死”等谬论,合作了一幅题为“辛辛苦苦的当家人”的漫画。张乐平说,做了帮助右派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错事,他感到非常痛悔。尤其是在这幅漫画发表后,有一个小朋友写信来责问他说:“张乐平叔叔:我一向喜欢看你的画,但在17日解放日报上你和张文元合作的画,我非常不喜欢,你难道忘记了你自己画的‘三毛流浪记’里的三毛了?难怪你的新三毛到现在还画不出来”来信短短几句话,却深刻地批判了他的立场和观点,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大是大非看得很清楚,而自己当时却不辨是非,惭愧得他好几夜没有好睡。张乐平说,他要接受这次的教训,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拿起笔杆坚决与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民建上海市委主任委员盛丕华、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主任委员卢于道等,也在人代会的大会发言中作了自我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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