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以来的事实证明 罗隆基的反动活动并未停止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解放以来的事实证明
罗隆基的反动活动并未停止
本报讯 8月30日下午、31日下午民盟中央举行第九次整风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李文宜、萨空了以及罗隆基反共集团的成员赵文璧、曾昭抡等揭发出大量事实（包括罗隆基的大批密信），再次证明这个集团一贯进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而且，这种活动在1952年以后并没有停止，只是采取了更加隐蔽的方式而已。
罗隆基承认他有扩展“无形组织”的计划，但不谈1952年以后的活动
罗隆基在这次会上交代了一点他的反动集团在1952年以前的活动情况。他承认他同张东荪结成了小集团。这个小集团的目的是夺取民盟的领导权。罗隆基说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就有了搞“无形组织”的动机，日本投降后就有所活动。解放后，周鲸文、叶笃义、潘光旦、曾昭抡、刘王立明、范朴斋、张志和、罗涵先等有的没有得到安插，有的自认为安排不当，经常有怨言。罗隆基就“打算团结这一批人在盟内成一个力量”。他同张东荪商量，张同意了。这就开始了北京盟内的“无形组织”。罗隆基承认，他的小集团的人物曾经同各地盟内的进步力量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在上海支持彭文应同史良斗争；在北京支持曾昭抡排斥吴晗；在西南支持潘大逵等反对楚图南。罗隆基承认他有在全国扩展“无形组织”的计划。但是，罗隆基仍然不谈他的小集团在1952年以后的活动，只承认1953年后同小集团中的人物仍保持着密切往来，1955年后同这些人恢复个别的朋友往返。罗隆基还交代了他同李宗仁的关系。他承认他希望李宗仁当选为伪副总统，认为李宗仁上台后会搞英美民主走第三条路线。罗隆基还交代了在1934年，由胡适介绍，他曾到峨嵋山同蒋介石见过面，在蒋处住了一个月，每天下午给蒋介石讲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英美行政机构。但是罗隆基在交代中仍旧不肯交代重要的事实，甚至替自己抹粉。
罗隆基交代后，千家驹等对他提出了严厉的驳斥，千家驹斥责罗隆基不但不交代重要的事实，反而把过去已经交代的东西都赖掉，甚至把自己装扮成抗日联共的“英雄”和“战士”。千家驹列举许多事实包括罗隆基自己写的反动文章，彻底揭穿了罗隆基的这些无耻谎言。
罗隆基至今不承认他组织反动集团的目的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而且一再声明1952年以后，连这个“无形组织”也不存在了。这次会议上，罗隆基反共小集团中的人以及被他利用过的人赵文璧、曾昭抡、黄大能、张乔啬等，都以参加者和被利用者的身份站出来为罗隆基反动集团的阴谋活动作证。
罗隆基曾亲自总结推广上海夺取民盟领导权经验
1951年，赵文璧曾经根据罗隆基的指示，总结了他们的小集团在上海夺取民盟领导权的“经验”，并且在北京罗隆基反动集团的会议上作了介绍。赵文璧在这次会议上详细地交代了这个问题。这个“经验”包括四大项二十几条，有理论基础、有策略、有方法以及注意事项。这个“经验”提出，要取得据点以建立基础，要培植干部组织核心；要善于制造问题借此笼络群众，暴露盟的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个“经验”还提出，对内部要讲究“团结”、互助，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联系增加了解；对外则明打暗拉、巧取豪夺，先发制人等，还要善于争取“反对派”，化消极为积极，使反对者逐渐成为朋友。罗隆基小集团在上海的大将们就是根据这个“经验”控制了上海盟组织三分之二的区分部。罗隆基对这个“经验”极为满意，曾先后介绍四川的潘大逵、云南的李德家、南京的樊光、浙江的姜震中等到上海去学习。当赵文璧在北京介绍“经验”时，罗隆基让罗涵先详细记录，以便在全国推广，并且决定首先在北京试行。事后，他还派他在民盟中央的喽啰罗自梅和黄俊民（这两人都是特务分子）到上海去学习“经验”。
为夺取民盟北京市委领导权，罗隆基亲自出马上阵
黄大能和张乔啬详细地揭发了罗隆基利用他们争夺北京市民盟组织领导权的无耻勾当。据黄大能揭发，1950和1951年，罗隆基曾多次用吃饭、座谈会的名义，纠集张东荪、曾昭抡、潘光旦、叶笃义、陈新桂、浦熙修、罗涵先、张乔啬和黄大能等，阴谋夺取民盟北京市委的领导权。罗隆基要排挤吴晗，把小集团的核心人物曾昭抡提在民盟北京市委的领导地位，把陈新桂、潘光旦、浦熙修、张乔啬和黄大能都提名为市委候选人。1951年7月，罗隆基夺取北京市委领导权的阴谋失败了，他又把这一伙人找到一起，商讨“对策”。罗隆基和张东荪竭力主张向民盟总部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告状，诬蔑北京盟市委操纵把持选举，他指着张乔啬和黄大能说：“有张表老（张澜）和黄任老（黄炎培）的儿子出面，他们就一定要买账”。他当面授意张、黄二人写一式两份控告信，一份要交张澜，另一份故意让交给罗隆基自己，写明委托他考虑是否交给统战部。信写好了，罗隆基认为太软弱无力，于是，他亲自动手代替张、黄二人起草“控告”信。起草后交张、黄抄写签名，他自己则把原信收回。张乔啬还揭露，罗隆基竟然恬不知耻地要张乔啬在他父亲张澜面前为罗说项，要张澜念共患难之情，把罗当做心腹，支持他争夺权利地位。
1952年以来这个小集团密信往还活动频仍
曾昭抡也用他亲身参加的活动证明1952年以后，罗隆基的反共集团并没有停止活动。1952年民盟中央机构改组，曾昭抡担任组织委员会的副主任，罗隆基还一定要安排罗涵先去担任委员，企图通过这两个人控制民盟的组织工作。1953年4、5月间曾昭抡到华东去，曾受罗隆基的委托，给小集团中的人带了许多口信。在上海，曾昭抡转告赵文璧、彭文应、陈仁炳，罗隆基要他们加强团结；到南京找过陈敏之，告诉他将来建立江苏省的盟组织时，罗隆基愿支持他当主任委员；在福州见了陈碧笙，告诉他罗隆基要他努力搞盟务；同时罗隆基还要他到青岛支持陈仰之，在浙江支持姜震中。罗隆基的所谓这几年没有派过人、没有写过信或带过口信给他的反共小集团的谎言，至此已完全破产。
罗隆基总说，他搞“无形组织”的目的是对付章伯钧。李文宜就已经揭发出的大量事实和罗隆基集团之间的密信进行了分析。她指出，罗隆基反共集团的战略目的是夺取民盟的领导实权，利用民盟的合法地位，为他们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政治野心服务。在解放前他把民盟作为实现“中间路线”（即反对在共产党领导下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政治资本；在解放后是要使民盟同共产党“分庭抗礼”，也就是反对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区别仅只在于活动方式不同。李文宜揭露了罗隆基反共活动的两面派手法：不要信任共产党，但要骗取共产党对他们的信任。他给他的党羽的密信中曾指出：“与友党（指中共）彻底联系取得谅解”，但是“不要盲目服从，更不要私自讨好，以自乱步骤，拆散团结”。又说：“……不是无条件驯服（指对统战部），以求在政府中占得一官半职。此点若不明白，我们全局输了。”罗隆基的两面手法还有：要利用任何人，但对任何人都要留一手。他的密信的传阅范围就有很多讲究，有的只给收信人自己看，有的只给少数骨干看；有的只能当面传阅，有的则可自由传阅。李文宜说罗隆基集团的阴谋活动方式，是隐蔽的、分散的。现在要公开进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是困难的。李文宜指出他们的活动方式有以下几种：写密信，派联络员传达意图；以文会友，约小集团和盟外的对象，议论国内外大事，扩大反动影响；地方骨干分子来京汇报和请示；介绍和交流阴谋活动经验。
萨空了的发言引用了罗隆基和赵文璧、彭文应、潘大逵等之间来往的大量密信，无可辩驳地证明罗隆基的反共集团的矛头是指向党和人民。（发言见另文）
这个反动集团的人物，大都是老牌右派分子
胡愈之也就罗隆基反动集团问题作了发言。他从罗隆基反动集团的成员是那些人和这个集团搞了些什么活动，彻底地揭露了这个集团的反动性。罗隆基交代说“参加他的所谓‘无形组织’的一批人到了今天差不多都成了右派分子，这是各人思想落后的缘故”。胡愈之说：这完全是狡辩。实际上，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老牌右派分子，也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长期地坚决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一些人。其中有同美帝国主义有紧密联系的买办政客、有国民党反动政权中的军阀官僚残余、有英美奴化教育培养出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有美蒋特务分子和政治上的蜕化分子。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在自己的领域内企图取消党的领导，仇视进步分子，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留恋剥削阶级生活，具有程度不同的反苏亲美情绪等。由这些反苏反共的老牌右派分子组成的阴谋集团，除了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难道还会有别的什么目的？他们的活动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的活动无非是：排斥和打击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把右派分子和政治上可疑的落后分子打进机关学校；煽动知识分子对党不满，反对思想改造，反对党对文教科学事业的领导；控制报刊和其他出版机关传播资产阶级政治和学术思想，散布亲美反苏谬论，挑拨社会主义阵营和平阵营的团结等，一直到“鸣放”期间对党的猖狂进攻。因此，胡愈之指出，罗隆基阴谋集团，是完全违反毛主席所指示的六项政治标准的，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所决不容许的，是与人民为敌的。
罗隆基的秘书邵慈云对罗隆基这次回国以后的阴谋活动作了详尽的揭发。（发言见另文）
在反共反人民这一点上，章罗很早就勾搭上了
罗隆基和章伯钧尽管为争权夺利闹过宗派纠纷，但是在反共反人民这一点上，却早在这次章罗联盟之前，就勾勾搭搭。罗子为和罗涵先在联合发言中揭露章罗二人互相勾结反对民盟三中全会（这次会议确定了民盟跟着共产党走的一边倒的方针）。当时章伯钧在香港、罗隆基在上海。罗子为和罗涵先两人也分别留在香港和上海。罗子为和罗涵先之间的通信，就是在香港的以章伯钧为首的右派分子和在上海的罗隆基之间的联系方式之一。罗子为和罗涵先之间的通信从1948年3、4月间开始，一直继续到1949年初，所有的信件都交给罗隆基看过。在这些通信中，他们曾经向罗隆基报告香港章伯钧等右派分子的动向，并且给罗隆基在国内的反动活动撑腰打气。他们告诉罗隆基说，三中全会以后盟内意见很不一致，以章伯钧为首的右派分子认为民盟仍然应该起“中间”作用。他们还鼓励罗隆基说，“民主运动”要依靠国内，香港一隅，民主人士浮在上层，作用不大。他们要罗隆基在国内积极努力，继续搞中间路线活动，要罗隆基抓紧民盟地方组织的工作。在罗子为和罗涵先从中为章罗二人联系的同时，章伯钧还曾派卢广声到南京、上海探听情况。卢到上海时见过罗隆基，回港后向章伯钧汇报时说，罗隆基认为时局十分困难，但仍可努力打开局面，港沪两地可以分头努力。叶笃义也揭露，在1948年5、6月间，罗隆基和美国驻广州总领事拉登在上海会过面。拉登到上海前曾在香港和章伯钧会过面。章伯钧向他表示他是反对三中全会决议的，并托拉登过上海时转告给罗隆基。以后，章伯钧的妻子李健生从香港到上海，也曾去找过张澜和罗隆基，转达了章伯钧反对三中全会的意见，并且证实章伯钧在港和拉登会过面。
罗隆基给浦熙修的信上说：“……王莽取得帝位，并未费一兵一卒”
浦熙修在这次会上宣读了罗隆基给她的一封信中的一段：“你不要以为无枪无弹就不能逼宫，错综复杂之势，可变化无穷。假使你读过历史，就知道王莽取得帝位，并未费一兵一卒。他手中亦无一兵一卒。到了瓦解之势已成，乱者一呼，天下四应。”这封信讲的是他支持李宗仁竞选伪副总统的事，可是把这些话和这一次罗隆基提出的平反委员会，以及他在知识分子中点起的一把野火等对照起来看，罗隆基想做王莽，罗隆基和章伯钧同样有着“收拾残局，舍我其谁”的“气概”就十分清楚了，他以为现在是“瓦解之势已成”，只要他们这些“乱者一呼”，就会“天下四应”，他们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而篡夺党的领导权了。
在这次会上发言的还有吴茂荪和徐伯昕。吴茂荪揭露罗隆基利用第一届政协的外交组和第二届政协的国际问题组为据点，竭力设法扩大这些组织的职权，企图篡夺国际活动领导权的事实。徐伯昕揭露罗隆基建议政协设立“高级知识分子问题委员会”的阴谋。最后，主席指出，罗隆基的交代一次比一次倒退，上一次交代了的，下一次又推翻。要求罗隆基在一定期限内对自己的反共反人民罪行作出全面的交代和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