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所谓“讲义气”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论所谓“讲义气”
山柏
有些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做起坏事来，还要寻找一点儿“理论”和“哲学”的根据，作为他们做坏事的“口实”。这样做，揣摩起来，似乎一则可以求得自己“良心”上的安慰，二则可以骗取别人的同情，三则可以使他们所做的坏事能够推广，以便他们的信徒们做坏事的时候，同样可以“振振有词”，庶几乎天下滔滔，可以同流合污了。
在党内的一些反党集团当中，就有一句著名的词儿，叫做“士为知己者死”。有了这句词儿，他们就可以合伙营私，歃血为盟，目中无党，无法无天，而“心安理得”。他们所“得”的“理”是：他们哥儿们之间的所谓“义气”，是唯一重要的东西，是他们的道德标准。他们认为他们小集团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至于群众的利益、集体的利益，则是不重要的，可以一脚踢开的。
文艺界的反党集团内部，就宣扬着这种“讲义气”的“理论”。除了“士为知己者死”，还有“涸辙之鲋，相濡以沫”，“但愿一识韩荆州”以及冯雪峰所提倡的所谓“友爱”，即可以背叛民族、阶级和集体，却不能“背叛”朋友。这些言论，不管它引自古书，显得温文尔雅也好，还是别出心裁，充满“革命”名词也好，拆穿了讲，无非就是过去上海滩上青红帮拜把子的时候所宣誓的那套帮会切口、流氓道理；追溯得更古一些，难道不也就是绿林兄弟、江湖好汉们的土匪“哲学”吗？
党内党外右派分子、小集团在从事他们的罪恶勾当时，往往就订得有“攻守同盟”。他们相约：只讲什么，不讲什么；讲到那一天、那件事为止，以后就说不知道。而他们之间的约束力量，就是这股“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义气”——只是往往靠不住，所谓“义气”，正由于其不义，而极容易破产罢了。
他们也未尝不“有鉴于此”，所以尽管这种不义的“讲义气”的集团，在历史上破产了多少回，今天他们行起事来，还是不得不“重申前议”，要求哥儿们必须拍胸脯，赌个咒，宣誓可以背叛人民，背叛集体，而不得出卖他们的自己人。但是，实际上，他们那个集团本来只是卑鄙的个人利害关系的结合，没有什么可以见得人的原则，因此，这条纽带十分脆弱，一旦环境变化，他们的纽带立刻就纷纷断碎了。
而这，也总是这类为非作歹的人们所视为痛心疾首的，他们认为他们的“事业”的致命伤即在于此，他们认为天下最无耻的就是这种行为。我们不妨读一读丁玲所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看川剧‘打红台’”（3月1日“文汇报”），来捉摸一下那种心理状态。
丁玲在文章中咬牙切齿地批评川剧中那个出卖朋友的强盗萧方。所谓朋友的那个韩虎，也是个强盗。萧方为了自己的利益把自己的把兄弟韩虎杀了。作者责备萧方道：“江湖上，绿林之间的所谓江湖义气，他一点点也没有”。丁玲一点点也没有责备这两位把兄弟过去如何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犯案累累，却单单责备强盗窝里的火并，认为这是“现实”“生活”中最最不能忍受的，以致丁玲深受感动，脑中完全被占据了，劝朋友们也去看这出川剧，说它“能启发你许多东西”。甚至还露骨地借人家的口来宣传道：“交朋友千万不要交萧方这样的人”。仿佛是：做强盗，杀人犯罪，倒也没有什么，只要不出卖自己的同谋者就好。不出卖同谋者，不管干的是什么坏事，都是义气。反之，背离了昔日的朋友，不管这朋友多么坏，也是“一点点义气也没有”，也是“居心叵测”，也要遭丁玲的痛骂。
从“现实”“生活”中，我们却也看到了这种心理状态的具体表现，反党集团中曾经有个别同志在党的教育下，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脱离了集团，回到党的立场上来，并且反过来揭发集团的罪恶，于是这样的同志就遭受到了反党集团的痛恨和唾骂。群众所认为对的，他们认为错；群众所认为恶的，他们认为善。这就是他们的道德标准同我们的道德标准、他们的“哲学”同我们的“哲学”发生分歧的地方。究竟哪一种是人民需要的呢？是江湖义气这条道德标准站得住呢？还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无产阶级、为全人类的利益而奋斗这条道德标准站得住呢？哪一条是真正的道德标准呢？知识分子究竟应该同反社会主义、反党分子的朋友讲义气呢？还是应该同无产阶级和党讲义气呢？
这些好讲义气的江湖好汉们，长期以来受人民和党的抚育培养，不但无动于衷，而且忘恩负义，但是对于反动派特务机关送的一些钱，一些“好处”，却似乎不但没齿不忘，要感恩图报一辈子，而且也居然恬不知耻，不认为是可耻的失节。这就是他们的“讲义气”哲学的具体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