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要密切联系群众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科学家要密切联系群众
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副所长　戴松恩
1949年北京解放后，我就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教育。以后经过五大政治运动，我认识了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我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并批判了崇美思想，划清了敌我界线。特别在“三反”运动中，我得到了党和同志们的帮助，初步认识到我的资产阶级业务思想是严重的，主要表现在对试验研究工作的安排上是自私的。从那以后，我更争取靠拢党，加强学习，并随时警惕着克服这些缺点。三大改造以后，我以为在思想上已通过了社会主义这一关。
当右派分子利用党整风的机会向党猖狂进攻，党及时地领导我们进行坚决的反击，我才开始认识到我并没有在思想上通过社会主义这一关。我对于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认识上还是很不够的。比如，有人说党是外行，不能领导农业科学研究工作。我虽然没有这样说过，但在思想上同意这种说法。毛病出在我强调具体业务领导，而忽视了方针路线上的领导。我忽视了党领导我们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政治路线，也是科学工作的一个根本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党是最为内行的。
1952年我们机关的党组织确定加强农村的调查研究工作，贯彻农业科学为生产服务的方针。在开展农村工作中，党指导我们先和农民交上朋友，通过共同劳动和生活，来了解农民的生活和生产情况，同农民建立起革命的感情；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成功地总结他们的先进经验，更好地找出农业生产上存在的问题，并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和巩固，使农业科学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这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十分必要的。
我到农村去过好多次，住过农民的家，和农民一同吃过饭，但是我是以检查工作和作农村调查研究工作的身份出现的，住的时间不久，和农民接触不多，因此感情基础是薄弱的。
有人认为开展农村工作是好的，但是在农村里住久了会耽误实验室或试验地的精密的研究工作。我曾同情过这种说法。主要是我在考虑内外工作应该密切结合时，忽视了农村工作既可积累调查研究资料，了解生产情况，找出问题并解决一些问题，明确研究对象，而更重要的是又可和农民建立起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的建立，不仅要通过一定时期的农村工作以打下基础，而且还要经常地和农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如果在农村中有目的地多停留一个时期，那怕是多少影响些实验室或试验地的工作，从长远看也是合适的。今天的情况当然不允许我长期在农村中工作，不过我必须随时注意着如何更好地接近农民。今后我必须有计划地和附近农业社的农民保持经常的联系，了解他们的生活，学习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学习他们的生产经验，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可以解决的生产技术问题。经过比较长时期的努力，我相信能够和农民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感情，以改造我的思想，提高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觉悟。
右派分子要我们反对党的领导，说什么“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特别是曾昭抡、钱伟长之流的右派野心分子，利用民盟合法组织，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他们说什么“应尽可能把研究工作去就人”，并且也提出了“有领导科学研究能力的科学家，尽可能不担任行政工作，特别是六十岁以上的老科学家，急需传授后代，更应如此。……保证每个科学家每年有一定的时间连续从事研究工作。……由于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需要，科学家对社会活动和行政工作得长期请假”。这些“建议”是要我们反对中国农业科学院的领导，要我们拒绝有计划的工作，拒绝党对我们工作的调动，拒绝去边疆工作，要我们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问政治，培养单纯技术观点，好由他们来摆布。这对农业科学来讲是特别有害的。农业科学研究必须结合生产，联系农民，特别是农业生产是有区域性的，并且是复杂而带综合性和群众性的社会主义事业。如果我们离开党的领导，我们的研究工作必然会脱离实际。农业生产既然得不到相应的发展，就会影响社会主义工业化。
党领导的反右派斗争教育了我，使我认识到右派实际上就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必须坚决参加这一斗争；同时我也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多接触生产实际，多联系农民群众，站稳立场，明辨是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