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清是怎样“反现状”的？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杨玉清是怎样“反现状”的？
仁民
右派分子杨玉清在法学界座谈会上大喊：“文人的笔杆是天然反现状的，不是歌功颂德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自命为“文人”的杨玉清是如何“天然反现状”的吧！
杨玉清在日本留学时，就在大公报和“国闻周报”上先后发表了颂扬法西斯主义的“法西斯主义之政治学的考查”、“今后中国政治制度商榷”等反动文章，得到文化特务刘百闵的赏识。1933年回国后，刘百闵就介绍他作“日本评论”的主编。他由此勾搭上“改组派”，获得了大汉奸汪精卫的青睐，被安置在国民党驻法大使馆作秘书。1937年回国后，“改组派”失势，他又投靠“CC”，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社会部文化事业科科长，专门从事反共、反人民的文化事业活动，受到陈立夫、张道藩之流的器重，被聘为伪中央政治学校教授，还曾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编审处处长。后来，他又和军统特务头子康泽挂上了钩，当上了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候补干事和宣传处副处长。他还由于陈布雷的支持，干了好几年的“三民主义半月刊”社长兼总编辑；成为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理论战线上的急先锋，并且因而参加了蒋介石策划镇压民主运动的“御前会议”。论功行赏，这位“文人”也居然捞上了一名国民党的中央委员。蒋介石搞伪“国大”时，他由于康泽等特务头子的支持，“竞选”上了一名伪立法委员。蒋政权溃败逃亡到广州后，他还官瘾十足地跟着“小朝庭”，作了一任伪司法行政部政务次长，以后又逃往香港。从杨玉清的“显赫”历史中不难看出：杨玉清不但是一个一贯反共的御用“文人”，而且也是个有奶便是娘的反动投机政客。
他是怎样从“理论”战线上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呢？这里仅就他发表在“三民主义半月刊”上的几篇文章来看一下。
抗日战争后期，杨玉清在“党的改造与国的复兴”一文中极力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辩护，反对建立“联合政府”的正确主张。他说：“好像本党（国民党）如能交出政权，抗战就会即刻胜利，中国就会长治久安似的。这一切的一切，我们想想，是否平情之论！我觉得本党是中国社会的产物，本党党员也都是中国人；与其责备本党，不如责备中国社会，与其责备本党党员，不如责备中国人”。看，他竟无耻地把反动派一切祸国殃民的责任，都推到中国人民身上，硬要中国人民代蒋介石的罪行负责。
他不但不“反”蒋介石统治下的“现状”，还妄想把这个“现状”维持到万古千秋。说什么“将来宪政时期，国民党仍居政治上的领导地位。”
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的内战，向美帝国主义投靠卖国。全国人民掀起了反蒋反美的怒潮。杨玉清这时除了在“三民主义半月刊”组织发表了一系列的反动文章，来为蒋介石的卖国行为辩护以外，还在他自己写的“国内外局势的分析和诊断”一文中“歌颂”美国之“功德”，说：“美国人觉得愈是饥饿，愈是混乱；所以，他们不惜以美国之有余补他人之不足”。在这篇文章中，他并且对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苏联横加诋毁，把美帝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的责任，硬套在一贯维护和平的苏联的头上，希图以造谣来缓和人民的反美怒潮，煽动反苏、反共的情绪。
对于当时全国青年的反蒋反美运动，他在“青年的灾难”一文中，向青年们劝告说：“惟有把心安定下来，才能求进步。周围的环境，固然会自己看不惯；但有时需要忍耐。中国一切正在生长，还没有成熟，你们的尺度不能太高。记着：安定！安定！学校不让你们安定，你们要自己求定，切不可自己于安定中造动乱，造纷扰”。那时，他怕的是青年们“反现状”，劝说他们安于现状。如何安于现状呢？他说：“惟一足以服人的，是学问，是德行，是技术。喊口号，贴标语，在今天失掉了作用”。他妄想以此来麻醉青年，使他们不问政治，回到教室去作书呆子，好让蒋介石放心去卖国打内战。
杨玉清是标榜反对歌功颂德的，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位“三民主义半月刊”的总编辑怎样自打嘴巴吧。杨玉清在他亲笔写的“本党立党五十周年述感”中说：“本党五十岁了，我们对它不愿做寻常的歌功颂德，我们要祈祷它：永远的少壮，永远的年青”！在“论政府改组”一文中，他说：“国民党执政已二十年，它的主义，它的政纲，它的领导方向，平心论之，都是好的。”在1942年的“三民主义半月刊”一卷十二期编后记里又说：“总裁（蒋介石）十余年来，对国人的诏示很多；本（原文在这里空一格，以示尊敬）总裁的昭示以力行之，可以终身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大家能以总裁之心为心，虽不中不远矣。”
够了，仅此已完全可以看出杨玉清“歌”美蒋之“德”、诬蔑和攻击中国革命人民和苏联的一副奴才相了。
解放以后，党和人民宽恕了他，给他相当重要的工作和生活照顾。然而他对人民对党又是怎么样呢？
1950年，他到前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却诬蔑说是进了“疯人院”。1951年，他参加过土改工作队，当他看到农民斗争地主时，却同情地主，说斗得太过火了，给农民泼冷水。
今年春天，他曾回到武汉去“省亲”；但据他后来交代，到武汉去是为了设法达到个人野心：为将来能够当选全国人代大会代表或政协委员“打底子”。他在那里曾与某些右派分子接触，搜集了向党进攻的一些资料。回京以后，他写了一篇题为“武汉在成长中”的反党文章，曾要求他所反对的人民日报发表（人民日报没有采用）。在这篇文章中，他捏造事实，恶毒诋毁武汉的党、政和人民。他说：“武汉人民觉悟不高，武汉党政脱离群众”。他还恶意歪曲说，武汉“实行中小学二部制是产生青少年犯罪的根源”。因此，他叫嚣武汉人民要来一次“伟大的社会改革”。他用这篇文章射出了向党进攻的第一支毒箭。
在整风运动开始后，他认为大举向党进攻的时机已到，便更露骨地活动起来。他到处大肆咆哮，公开叫喊反对土地改革，反对司法改革，反对肃反运动，反对思想改造。他在国务院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和法学界座谈会上，更猖狂的向党中央进攻，说：“党政不分，中央是根。问题在于中央，要打大的，打硬的”！他要“折党之角，批党之鳞”。他在“政法研究”编辑部整风座谈会上也诬蔑说：“总编辑不称职，总编辑把大家当成奴隶，是‘一将成功万骨枯’”。他对中国共产党，露出了切齿的仇恨，希图煽动一切右派分子起来反对党，一举打垮党的领导，实现他叫嚣的“谁有条件谁来干”的异想！
这就可以作出结论：原来杨玉清“天然”要“反”的，就只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全国人民所拥护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现状”。至于反动派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现状”，他不但“天然”不“反”，却还要“歌功颂德”，百般效劳，至今仍梦想着让它复辟，而且千秋万岁，“永远年青”哩！
但事与愿违，杨玉清的“美梦”又破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