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的斗争 记红星农业社粮食问题大辩论的经过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的斗争
——记红星农业社粮食问题大辩论的经过——
白兴华
粮食问题是当前农村中社会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斗争的焦点。坚决地维护党的统购统销政策，克服富裕中农带头掀起的“闹粮”歪风，已经成为巩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和农业合作制度的关键。山西省平遥县苏家堡红星农业社开展粮食问题大辩论的情况，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闹粮”的歪风
去年冬天在进行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的时候，红星农业社内有以刘廷富为首的四个富裕中农成份的管理委员，主张把五万余斤粮食隐瞒下来，少交统购任务。而以社主任刘玉杰为首的一部分干部，坚决反对这种错误主张，把实产报告给了国家，接受了国家所给的二十一万九千余斤的粮食征购任务。于是，那些主张隐瞒产量的干部，一方面在社内多次阻挠粮食征购任务的完成，一方面向某些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和落后群众散布不满言论。结果，使社主任刘玉杰陷于孤立。那时，他们扬言：“叫他（指刘玉杰）去完成征购任务吧！一过年大家就‘闹粮’”，并且规划了“3月小闹，4月大闹，5月全社闹”的步骤。今年春耕开始，“闹粮”的风潮就出现了。社员到处叫骂：“三百八不够吃，苏家堡社长刘玉杰，只顾国家不顾社员的死和活”。每天有成群的人到他家要供应，还有人经常给他房上扔石头，真是闹得乌烟瘴气，正气不能抬头。社员劳动不积极，队长给社员分配营生时，有些人说：“先拿粮食来”。春耕准备工作没有做好，大大影响了今年的生产。直至夏季，国家供应了三千八百多斤粮食，“闹粮”之风才稍平息。但由于在夏收中社主任刘玉杰又揭发了刘廷富等隐瞒八千斤小麦的错误，坚决完成了国家所给的小麦征购任务，又触怒了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他们又在酝酿新的“闹粮”风潮。
真缺粮还是假缺粮？
正在这时，省委农村工作部的一个工作组来到了苏家堡。工作组一进村，便陷入“闹粮”的重围之中。带头“闹粮”的干部和群众都嚷粮食不够吃，很多人说：“要不是靠单干时的旧存粮，靠高级社早饿死了”。那么，粮食究竟够吃不够吃，高级合作化以后农民吃粮究竟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呢？工作组和社内的党支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调查摸底。结果，事实相反。高级合作化以后农民的吃粮是增加了，不是减少了；农民的粮食不仅够吃而且有余。1955年合作化以前（单干户占87％），全村共产粮食八十万五千九百六十八斤，除过各种扣除，群众实际留粮四十九万四千三百三十四斤，每人平均留粮四百二十七斤。1956年共产粮八十万八千六百九十四斤（扩大棉田七百五十亩），除过各种扣除，社员共留粮五十二万七千零九十八斤，每人平均四百四十七斤；国家供应三千八百八十斤，每人平均实际留粮四百五十点八斤。全村1956年比1955年每人平均多留二十三斤，即提高5.5％。不仅留粮的数量增加了，而且质量也大大提高了。1955年全村每人平均吃麦四十二斤，1956年增加至一百一十五斤。今年由于小麦减产，每人平均吃八十一斤，比去年虽有减少，但比合作化前还高92.8％。是不是卖给国家的任务过多了呢？也不是。1955年全村共完成粮食征购任务二十五万九千六百六十七斤，1956年共完成二十一万九千八百七十九斤。1956年与1955年比较，粮食增产二千七百二十六斤，征购任务却减少了三万九千七百八十八斤。
究竟谁在“闹粮”
摸实以上情况以后，党支部和工作组肯定了红星农业社不是真正缺粮，而是“思想缺粮”。于是，首先在党和共青团的支部内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关于在农村中进行一次反对隐瞒产量欺骗国家的思想斗争的指示”。经过学习，大家擦亮了眼睛，树立了向“闹粮”的歪风进行斗争的勇气，并且初步揭发了许多假缺粮的事实。但是，着手在管理委员会和群众中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却遇到了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的强烈反抗。管理委员张志智肯定说：“现在农民吃粮比阎匪统治时代是提高了，比抗日战争前是降低了；高级合作化以后吃粮又比高级合作化前降低了”。有些富裕中农乘机否定高级社的优越性，说：“高级社一年不如一年”。
为了冲破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的包围，党支部和工作组研究，必须首先发动贫农和下中农来分清是非，依靠贫农和下中农来向资本主义思想进行斗争。于是，便首先在贫农和下中农中间组织了辩论，逐户进行了算账。结果，事实又推翻了某些富裕中农的谬论。全社贫农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之中，有85％的户比高级合作化前留粮增加了。比如丘奎信回忆他在土地改革以后分到九亩地，每年的粮食收入除去支出，每人只能平均吃到二百五十七斤粮食，不足部分靠卖短工过活。任根生土改前有二亩地，一年粮食收入每人吃不到二百斤，其余全靠掺菜吃，土改后分到十二亩地，但每人每年平均吃粮也不超过三百斤。总的看来，合作化前贫农和下中农每人每年平均吃粮一般都在三百八十斤以下。贫农和下中农比高级合作化前留粮不增不减的只占10％，留粮减少的只占5％。老下中农比高级合作化前留粮增加的占35％，不增不减的占45％，留粮减少的占20％。新老上中农留粮不增不减的占30％，留粮减少的占70％。过去的地主富农有50％的户留粮不增不减，有50％的户留粮略有减少。总计，全社留粮增加的户占51.8％，不增不减的户占25.2％，留粮减少的户占23％。经过这样一算，贫农和下中农猛然觉悟到：“原来叫缺粮是跟上富裕中农和过去的地主、富农分子胡跑了”。随着大家又揭发了“过去上中农有牲口，给咱们耕一亩地赚二斗半粮食”；有些上中农合作化前产粮多，卖粮少，历来就抵抗统购统销；有些农户虽然留粮比合作化前减少，可是留粮还是够吃的。
经过这样算账，把粮食问题上的谬论戳穿了。但是还有些富裕中农说：“社内留粮确实不够吃”，不承认今春闹供应是假缺粮。那么，究竟够吃不够吃呢？党支部和工作组又在群众中把供应户的粮食情况进行了排队。今年全社九十四户（三百一十四人）吃了供应粮三千八百八十斤，每人平均供应十三斤，有些社员每人只平均供应了三斤多粮食。再从九十四户供应户去年分粮数来看：有去年每人平均分粮四百斤以上到六百斤的八十一户，三百八十斤至四百斤的十三户。而以分粮四百五十斤以上的户“闹粮”的最多，占这些户的45％，分粮三百八十斤至四百斤的户，“闹粮”的只占30％。按照实际缺粮的情况，九十四户供应户中，只有一户因娶妻带来三口人留粮不够吃，有三十三户是留粮本来够吃，因吃粮浪费而实际缺粮，其余六十户都是假缺粮。
算清了这两笔账，干部和社员的头脑清醒了。大家认识了“原来是粮少的不闹，粮多的闹”，是“过去靠粮食发财的上中农和地主富农分子闹”。
统购统销对谁有利，谁拥护，谁反对？
在广大贫农和下中农社员中分清了粮食问题上的是非界限以后，召开了一次全体社员大会。由工作组根据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社内粮食情况和几天来小组辩论的情况，做了一个报告，着重批判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会后，群众的思想更加清醒了，那些带头“闹粮”的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孤立了。但他们还是不服。说什么：“咱们这一带是产粮区，农民吃粮应该宽裕些”，甚至说：“统购统销对全国有利，对苏家堡不利”，质问“苏家堡过去粮食很多，现在那里去了”。于是，又组织了一次统购统销政策的辩论。
辩论的第一个题目是统购统销对个人究竟有利没利？有的提出：“过去不统购统销能随便买粮，现在有钱买不到粮”。大家辩论说：“过去能买粮穷人受剥削，现在没有粮食投机，物价稳定，还是对农民好。”比如粮食商人刘惠章过去贩卖粮食一个下午就能赚一头骡子，贫农李春晋在入社前一年，麦收前吃了别人的五斗高粱，麦收后就还了五斗小麦。于是，大家说：“不实行统购统销对富裕中农和粮食投机商人好，实行统购统销对缺粮的农民好”。接着，有些正直的富裕中农纠正了这种说法，他们说：“统购统销也不是对上中农不好，咱们过去担粮进城，粮贩子‘三拐’（拐两、拐合、拐零钱）‘一熬’（大秤），既误工又吃亏，现在把粮一次卖给国家，分毫不吃亏。看来，统购统销只对靠粮食投机发财的人不利。因此，咱们拥护，他们反对。”
第二个题目是：粮食究竟那里去了？富裕中农张子治提出“过去村里有多少存粮户，现在都是个刚够吃”。刘玉印反驳说：不能光看粮食，还要看人口也增加了。抗战前咱村七百多口人，现在一千一百七十八口。再说过去粮多的只有地主、富农，现在是人人富裕”。大家还说：“抗日战争前千里不运粮，百里不运草，粮多的地方卖不了，粮少的地方不够吃，现在实行统购统销，能在全国调剂。”弄清了这些道理以后，这个问题也解决了。
第三个题目是：国家不统购统销行不行？有些社员说“现在粮食紧张是国家工业建设规模过大了，要让农民多吃粮，除了兵工厂外把工厂都关掉，省下粮食让农民先改善生活，国家再建设”。李守奎反驳说：“这个做法不对，现在每天建设新工厂，日用品还是不足，工厂再少些，就该穿不上裤子了。”最后大家又联系到支援灾区、支援解放军，一致认为是应该的，认识了“国家粮食紧张是由于咱们国家兴旺，人多，建设规模大，这是好事不是坏事。”
解决了这些思想问题以后，工作组又启发大家讨论要想多吃粮必须搞好生产。这样，大家就把情绪转到了生产上。有人说：“好好生产，向土地要粮吧，不要再向国家闹粮了”。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