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的斗争 记红星农业社粮食问题大辩论的经过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的斗争
——记红星农业社粮食问题大辩论的经过——
白兴华
（续　昨）
隐瞒产量是不是代表群众利益？
广大社员的思想问题解决以后，党支部领导向带头“闹粮”、掀起“闹粮”歪风的富裕中农展开了思想斗争。首先在管理委员会内部对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社干部进行了斗争。一贯隐瞒产量、带头“闹粮”的刘廷富、张子治等人，由于看到农民分清了是非，使他们陷于孤立，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在管理委员会作了检讨，承认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是造成“闹粮”风潮的主要原因。可是，他们又认为，他们主张隐瞒产量，少交余粮是为了让农民多吃粮食，是“代表群众的利益”，是“走了群众路线”。那么，隐瞒产量对农民是不是有利呢？管理委员会内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辩。开始，他们认为“群众多吃了粮就有利，少吃粮就没利”。后来，大家检查了“闹粮”造成的危害：第一、扰乱了群众的思想，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第二、社干部有的“闹粮”有的应付“闹粮”，不能很好领导生产。第三、使部分农民产生了吃“国家”，“吃社”，吃粮食不节约，说假话的坏风气，还浪费了国家的粮食。第四、给过去的地主、富农分子的破坏活动造下了空隙。这些，都影响到合作社的巩固。比如有些富裕中农看到“闹粮”所造成的混乱，高兴地说：“高级社过不了今年”。这样，就揭穿了那些自认为站在群众立场上“闹粮”的社干部，证明他们是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为个人打算，不是为了群众利益。
辩论会
这时，为了使社员彻底分清是非，社内对于闹粮最凶的人，组织了一次辩论大会（全社分三片开）。
第一个辩论的对象是过去的富农分子刘天寿。他母亲站出来说：“听说有人说我‘闹粮’来，我家确是没粮吃了，不信去我家去搜。”张步雨马上揭发她说：“你是一贯抵抗统购统销的，从1954年开始，年年抗交统购任务，年年‘闹粮’。1954年一个黑夜，你家从地里拉回一大车玉米藏了起来，却‘闹缺粮’，1955年有了自由市场才出售。”接着，她的邻居刘玉印揭发他说：“你不但藏了一车玉米还藏了几十捆高粱，反而一天哭哭啼啼说你没吃的。你白天对着人炒豆子吃，黑夜关住门吃好东西。”又有人揭发她：“去年你全家每人平均分粮四百五十多斤，春天就开始闹供应，骗了国家供应粮七十五斤，结果你儿去工程队时粜的是陈谷子”。原来主张隐瞒产量的管理委员刘廷富也站出来揭露了她。由于辩论的理由充足，证据确凿，驳得刘天寿闭口无言。
第二个辩论的对象是老上中农刘相义。有人揭发他是思想缺粮户。他老婆假装饿得吃不上饭在街上哭了一天，骗领了国家的供应粮三十六斤，可是在院里晒了一席子谷。他儿到工程队时粜的粮食是生了虫的陈粮。刘相义辩解：“生虫粮食是从工程队领的”，又说是从姑娘家借的。大家都以事实和道理辩得刘相义无理反驳，只好承认自己错了。
第三个辩论的对象是刘应瑞。他害怕别人揭发，首先站出来说：“我家是真缺粮。”贾秀英立即反驳道：“你就不是真缺粮，有一天我看见你磨小麦，问你道：你家不是说没吃的了，领了国家的二十八斤供应粮，从哪里来的小麦？你说是没秋粮了，不是没小麦了。”刘应瑞还辩解说：“家中就有些小麦，没秋粮。”团员郝素丽接着站起来说：“四伯伯，你家还有秋粮哩，供应后我还见你碾过一早上谷。”刘应瑞又辩解说：“我是吃了些供应粮，但没有闹过缺粮”。郝培兴反驳道：“哪一天你不闹，你从地里拔喂猪的苦菜，还向别人说是人吃哩！”刘应瑞被众口驳得无话可说，接连向大家道歉说“今后再不胡闹了”。
经过面对面的说理辩论，那些制造粮食紧张空气的人一个个孤立起来了。
为什么贫农和下中农也闹粮？
开过辩论会，“闹粮”的真相大白了。但有些富裕中农说：“贫农和下中农也闹过粮，为什么不批判？”而闹过粮的贫农和下中农也感到理缺。这时党支部和工作组又组织农民进行了一次座谈，让大家回顾为什么会跟着富裕中农闹粮。大家检讨有两个原因：第一，受了富裕中农的影响和威胁。如刘国栋说：“我在地里劳动积极，人家有些‘闹粮’的人就破口大骂，你吃上什么了？”有人揭发富裕中农景应旭见一个社员吃干饭，就骂道：“你吃干饭不在家中吃，在街上吃，叫干部看见不是说你有粮？”有的说：“咱说是缺个零花钱，人家‘闹粮’的人就指住眼窝说，你有粮食吃吗？”有的检查“在缺粮的空气笼罩下，我们就是吃一斤供应粮也想当个缺粮户”。第二，是由于过去吃粮过分浪费。大多数人都认为去年夏天分麦过多，以为秋天不知会分多少，以为入了高级社吃粮就没个底。社干部阎生仁检讨说：“去年分了小麦后就是大张旗鼓地吃粮嘛，早上面片，中午干饼，就不吃稀的嘛。”他检查去年两个月之中，最少浪费半个月的粮，还检讨了经常把剩饭喂猪，用水泡玉米喂猪等浪费现象。大家都说：“像这样吃粮有多少也不够！”经过这样的座谈，大家一致认为“吃粮食可要节约”。“今后要根据从社里所分到的粮食有计划地吃，不能大手大脚吃完再向公家要了”。
空气完全变了
经过十余天紧张的说理辩论之后，闹粮的歪风没有了。为了巩固大辩论的成果，社内召开了一次社员大会，进行了总结起来的教育。会上，让挑起闹粮风潮的社干部刘廷富、张子治等进行了检讨。对故意闹粮，挑事生非，谩骂干部，破坏合作社的富农分子刘天寿作了取消社员资格，留社管制的处理。对于不满意合作社，故意在粮食问题上制造紧张空气，带头闹粮的老上中农刘相义、李春生，让他们把骗取的供应粮退出来。给在辩论中揭发出来的反攻富农刘东重新戴上富农帽子，开除出社。批评了几个不在社内劳动生产，专搞商业投机活动又“闹粮”的人。这样，使社员进一步明确了是非界限。
经过这场大辩论，红星社的空气完全变了。有的社员说：“真是灵呀！开了几次大会，村里
‘擦’地就变了个样。”大家对比了辩论前后的情况，感到有四个变化：第一，愁眉苦脸的“闹粮”情况没有了，再没有人说三百八不够吃了。那些过去说假话的人说真话了。第二，改变了吃粮大手大脚、浪费粮食的现象，出现了节约粮食的新风尚。节约有余粮成了光荣，浪费缺粮成了可耻。第三，社员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过去有些人说受不受社内也得给分一份粮，现在看到多劳动才能多吃粮，因此，过去有些调皮，不积极劳动的社员都主动要求分配农活。第四，管理委员会干部之间团结了。过去主张隐瞒产量欺骗国家的社干部承认了错误，认识了干部之间的不团结，完全是资本主义思想作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