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业余事业”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两种“业余事业”
　　胡静娟
沈阳火车站有一个老扳道工人张凤林，在1950年时，有一天他走在线路上看见有一个脱落了掉在地下的胶皮圈（风管接头上用的），他就拣起来第二天交给调车组去使用。从这以后，他每天早晚上下班的时候，就注意拣拾脱落了的胶皮圈。冬天天亮得晚黑得早，他就提着信号灯仔细寻找。有一次，在三九天的夜里，一个胶皮圈在水洼里冻住了，他挖了半天挖不出来，结果还是跑到货车上找了一个铁钉子把它挖了出来。这件工作就成了他的业余事业。他的理由是：“国家财富呗，丢一个就少一个，拣一个就多一个”。从1950年到今年7月，他共拣了二万二千个胶皮圈，共给国家节约了人民币二千八百六十元（见8月24日人民日报）。
反共老手孙大雨，是复旦大学的教授，从1955年至今称“病”未讲过一堂课，每月拿薪金三百零二元五角，房租津贴一百六十元，两年来共拿了国家的财富一万一千元。最近在反右派斗争中，他说是“病重了”连会也不能开了，但是医生对他的健康诊断却是：“体重一百七十八斤，内科检查正常，X光透视心肺正常，神经科检查正常”，结论是：“可以游泳”。他游泳了与否不可知，但他却写了文章，他所在的复旦大学编译部选用了他的一篇稿子，他却要“最高的稿费”；他又在文汇报投稿，疑心少给他算了稿费，吵到报馆去“查账”。他的母亲向他要一些火油，他还要先交钱，后交货。他在拿工薪的工时内搞“业余事业”，算得是极尽搞“业余事业”之能事了。
从这个强烈的对比中，使我们非常清楚地看见了两种人的灵魂。
其实，从马克思解剖了资产阶级“发家”的丑史那一天起，这种对比就已经清清楚楚地摆出来了，宣布了资产阶级在人类道德上的死刑。不过在臭气熏天的旧社会里，劳动人民被压在社会的底层，要发掘人类灵魂真正的美和丑，还要费先进的灵魂工程师们许多心血。而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千千万万像张凤林那样的人，已经成了祖国的建设者，成了最普通也最巨大的社会主义社会风气的建设力量。所以，像孙大雨那样的小丑，只要一露头，就在现实生活中和普通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普遍地引起了人们对这类小丑的憎恶，感到不能忍受，感到必须扫除。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