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办报原则“过时”了吗？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列宁的办报原则“过时”了吗？
　　沙英
列宁曾经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刊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鼓动者，而且还是集体的组织者。”这个定义确切地说明了我们的报纸的性质和任务。新闻界的右派分子和一些抱有修正主义思想的人，在大鸣大放期间，以公开的或隐蔽的方式，极力想从根本上推翻列宁的这个基本原则。例如右派分子范四夫说：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列宁的这个原则“大有研究的必要”，过去的一些规定就不适用了。莫如俭说：列宁的这个定义过时了，因为这个定义是列宁在1901年讲的，那时的阶级斗争很尖锐，可是现在我们是和平建设时期，就不能机械地执行这个原则了。右派分子王中大谈其报纸的“两重性”，强调报纸的“商品性”，而不谈或很少谈报纸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此外，还有许多右派分子都异口同调地说，这个原则过时了，如果老坚持这个原则，那就束缚了办报人的积极性，不能满足读者的要求了，等等。
列宁的办报原则真的过时了吗？
首先，按照他们的说法，列宁规定的这个原则，是革命时期办报的原则，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没有阶级斗争了，所以这个原则就不适用了。但是我国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未建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未彻底胜利，阶级斗争还是继续着，甚至在某些时候还会采取激烈的形式。目前所进行的反右派斗争，正是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正是一场严重的激烈的阶级斗争，而且这个斗争还要延长相当长的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人民和资产阶级右派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在这样的情况下面，说列宁的办报原则过时了，究竟居心何在呢？那就是要我们改变报纸的性质，放弃这个阶级斗争的工具，让资产阶级把它拿起来，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使社会主义革命中途失败。在大鸣大放时期，资产阶级右派不就是这样做的吗？他们一度把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拿到了手中，而且还想夺取别的报纸，到处放火煽风，作为向党向人民进攻的阵地。这种道理，这种教训，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吗？
其次，按照他们的说法，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列宁的这个原则不适用了。真是这样吗？我们认为，列宁的这个办报原则，不仅适合于革命时期，而且也适合于建设时期。在革命时期要办报，要用报纸这个有力的工具，对群众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领导他们进行革命斗争，推翻反动的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建设时期，我们同样要利用报纸，向群众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把它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具。譬如说，我们为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党的方针政策是什么，我们有些什么成绩和经验，有些什么困难和缺点，这些困难和缺点应当怎样克服，等等，都要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从而提高他们的思想和政治觉悟，激起他们建设的热情和创造性，以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展。请看列宁在1918年9月写的“论我们报纸的性质”这一篇著名的论文中说道：“新生活建设方面种种事实的报道，占的篇幅太少了……我们很少用生活中的生动的具体事例来教育群众，而这却是报刊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我们很少注意工厂、农村和部队内部的日常生活，而这方面新鲜事物最多，最需要注意、宣扬和社会批评，最需要指责坏人坏事，号召向好人好事学习。”
列宁的这些话，难道不是有力地说明了报纸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吗？怎么能说列宁的办报原则过时了呢？
当然，执行列宁的办报原则，学习苏联的办报经验，要和我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灵活地运用，而不能机械地搬运；同时也要对于我国报刊的历史经验加以总结和吸收，特别是我们解放区的办报经验和解放以来的办报经验，更要加以总结和吸收，从而日益丰富和发展列宁的新闻学说。并且要充分发挥创造性，积极改进我们的报纸，使它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但是绝对不能说列宁的办报原则已经过时了。如果说列宁的办报原则过时了，那么我们现在要用什么原则来办报呢？右派分子和一些抱有修正主义思想的人，所以极力攻击列宁的办报原则，就是妄想以资产阶级的办报原则来代替列宁的办报原则。
资产阶级的办报原则是什么呢？不管资产阶级报刊怎样自称是“无阶级性的”，扬言它的报道是“客观的”“公正的”，并极力吹嘘资产阶级的出版和新闻是“自由的”等等，但是这些骗人的幌子并不能掩盖它的实质，资产阶级的报刊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同时也是欺骗和奴役劳动人民的，反苏、反共和反对进步事业的工具。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印刷厂及整个出版发行事业，都操在资产阶级手中，只有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而广大劳动人民是根本谈不到什么新闻自由的。列宁早在1921年时就曾指出：“资产阶级使报纸成了资本主义企业，成了富人发财致富、获取情报和寻开心的工具，成了欺骗和愚弄劳动大众的工具。”现在右派分子一方面在恶毒地诽谤我们的党报，否定我们新闻工作的成绩；一方面阴谋篡夺某些报纸的领导权，尽情地宣扬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我们在报上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认为是“一片教条主义”；我们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他们说是“真像画符念咒”；我们宣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他们说是“一片机器声”，我们在报上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他们说是“满纸斥责声”。我们强调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同时认为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党性是人民性的最高最集中的表现；可是他们在增强人民性的幌子下否定报纸的党性，从而也否定了报纸的人民性。我们强调报纸的指导性，但同时也主张把报纸办得丰富多采，生动活泼；可是他们片面地强调报纸的趣味性和什么“舒服性”、“商品性”，来冲淡报纸的思想性和指导性。我们强调技术应服从政治，认为政治性的问题是首要的，技术性的问题是附属的，但同时也不轻视技术问题，而且不断地努力改进报纸的编排技术；可是他们却说“党报没有技巧”、“党报是一副寡妇脸”，强调“技术第一”，认为政治应服从于技术，并极力炫耀他们的办报技巧，来掩盖他们反动的政治目的。我们强调加强党对于报纸的领导，认为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报纸办好的基本条件；可是他们却一味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反对党对于新闻事业的领导，妄图夺取新闻事业的领导权。事情就是很明显的，我们和他们的论争，这决不是什么学术问题和技巧问题，而是根本的立场问题和路线问题。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要推翻列宁的办报原则，要改变我们新闻事业的社会主义政治方向，而把我们的新闻事业引向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作为他们反共、反人民和反社会主义的工具，来从事资本主义复辟的勾当。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容许的，必须加以彻底地揭露和批判。这是新闻战线上一场严重的斗争。如果他们达到了目的，那将不只是报纸的本身问题，也不只是新闻界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党和人民的事业的问题。
现在，我们要严正地告诉右派分子和一些抱有修正主义思想的人们，真正过时了的，并不是列宁的办报原则，而是资产阶级的办报原则。因为报纸是一种上层建筑，它是反映社会存在的。报刊的发展史是社会发展史的反映。社会发展史的规律，是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现在资本主义是早已过时了，而社会主义则有如旭日东升，是新兴的合理的最富有生命力的社会制度。报刊发展的规律也是这样，无产阶级的报刊要代替资产阶级的报刊。虽然现在有些国家的少数资产阶级报刊，还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就整个来说，当今世界上的资产阶级报刊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的办报原则是反动的；而无产阶级的报刊是代表最先进的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因而是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办报原则是最科学的。你们说列宁的办报原则过时了，是你们不懂得报刊的发展规律。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现在既然我们的社会基础已经根本改变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已占统治地位，那就是代表资产阶级方向的报纸已经失去基础而没有存在的可能了，资产阶级的办报原则已经无法生存了。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是这个意思。右派分子虽然念念不忘旧物，并想尽办法，借尸还魂，偷运私货，但总是逃不出党和人民的眼睛，现在它已经丑态百出，原形毕露了。
我们从这次新闻界反右派斗争中还应该得到一个大教训。资产阶级右派妄想从思想上根本否定列宁的办报原则，搅乱我们新闻工作者的思想和队伍；从政治上根本改变我国新闻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而把我们的新闻事业引向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从组织上根本反对党和国家对新闻事业的领导，以便进一步地夺取我国新闻事业的阵地。为此，今后我们就要巩固党对于新闻事业的领导（特别是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领导），保卫列宁的办报原则，坚持报纸的社会主义方向，加强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提高报纸的指导性，充实报纸的内容，改进报纸的文风和编排，使它充分发挥集体的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的作用，而真正成为阶级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最有力最锐利的武器。至于对每一个新闻工作者来说，也应当从这次反右派斗争中吸取教训。我们只有坚定地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上的锻炼，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新闻理论，才能不致为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所迷惑而失掉方向，并能坚决地和它们作斗争，捍卫我们新闻事业的阵地，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