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密信”看钟惦棐向党的第二次进攻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从“密信”看钟惦棐向党的第二次进攻
　　陈荒煤
钟惦棐积极发动的第一场反党的电影锣鼓遭到可耻的失败后，党只是严厉地批评了他的错误，并没有给他任何处分。文艺报改版后仍让他参加编委工作，担任艺术部主任。可是，他却向人发牢骚：“我不懂为什么错了，还不把我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让我回乡种地好了！”又告诉人说他已看好了两个职业：一是当司机，汽车把首长送到了以后，就可以读书；再就是去百货大楼三楼卖呢绒绸缎处作售货员，因为那里生意清闲。当有人写信慰问他的时候，他又回信说：“现在有人给我打打气也不错。”
事实证明，钟惦棐并没有认真检查过自己的错误，而是牢骚满腹，并且采取了卑鄙的两面派的手法，继续向党进攻：一面故作消极沉痛状，一面等待“翻身”的日子。
钟惦棐是个无所不写的“文章能手”；但是从3月初听到中央负责同志对他的批评后，几个月来，却一直没有写过一篇检讨，这难道是偶然的么？
原来钟惦棐认为他受到批评只是一件“倒霉”的事而已。
在4月11日，他得到天津文艺界右派分子何迟的慰问信后，回信上说：
“得手书，甚慰。三十八岁倒霉，似还不算很坏。如果六十岁，就会再使不上劲，就会（盖棺）‘论定’了。悲剧刚一开始，就结束，本身岂不正是莫大的悲剧！”
“起居亦如往常，只是不写文章了，一是忙——总得先把党交给我做的工作做好，尤其是现在；（这不过是故作沉痛的姿态——作者）二是不作检讨，其他的话就无从说起，而检讨，又不能哭鼻涕。”
然后，他向何迟要求接济，信上说：
“这几年我很糟糕，从不积蓄……这也是因为我没有预计到会有这么一天的缘故。……日后如有翻身的可能，全聚德的账当由我付。”
这封信最后署名是：知名不具。钟惦棐在后面自己还加了注解：
“（这是前几天看‘国庆十点钟’时，从一个特务的署名学来的，不想现在居然用上了。）”
从倒霉、悲剧、论定、哭鼻涕、翻身到知名不具这些话中，我们不难看到钟惦棐的真正的嘴脸。他哪里感到什么真正的沉痛？实际上，这位自命为电影理论的“权威”的人是不能侵犯的，是不会自甘寂寞、“忍气吞声”地过下去的。
因此，一旦气候有利，他就立刻来进行“翻身”的工作了。为了给自己严重的反党活动作翻案文章，他不惜在整风期间，当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严重关头，积极布置，挺身而出，准备再敲起第二次的反党的锣鼓！
4月底，他利用职权，动员、派遣了文艺报记者周文博去上海。
5月中，钟惦棐亲自访问了中央实验歌剧院的张权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赵蕴如，组织她们写鸣“不平”向党进攻的文章，他还积极组织、主持长影演员座谈会，发表了“长影的第一个声音”这篇带有煽动性的文章，并且计划组织一批攻击音乐、戏剧各方面的领导的文章；可是，就在这时候，他却还伪装出一副“忧国忧民”的姿态给何迟写信：
“关于我——你知道，一向是不挺拆滥污的，我为这些事情苦恼着，它折磨着我，在观众的责难面前，我本能地感到难过。而且我不主张躺在‘讲话’（指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上面，或者躲在‘讲话’后面。请留心这次纪念‘讲话’十五周年，我们能提出什么实践中的新的问题来？！
这真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文艺的实际状况和执行者们的实际状况，能使我因此便十分乐观起来么？牢骚也者，此之谓矣。”
照这封信看，钟惦棐之所以有牢骚，是因为对文艺现状不满，对文艺方针的执行者们有意见，而这些“执行者们”又是“躺在‘讲话’上面，躲在‘讲话’后面”的，所以他就不得不挺身而出来进行攻击。
钟惦棐和青年谈幸福问题的“幸福异议”的文章中，很欣赏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予斯人也”等几句话；他在检讨发言中也认为既然一个士兵夺取堡垒可以牺牲自己，为什么他总要“患得患失”，所以他坚决要发表“电影的锣鼓”，便是采取了这样一种“英雄”的姿态的。由此可见，这第二次反党的锣鼓之所以更加嚣张，正是钟惦棐这位以为天降大任予我的“英雄”要来改变“文艺的实际状况和执行者们的实际状况”的斗争。
从钟惦棐给周文博的几封密信来看，他的反党活动确实比第一次更加猖狂、阴险、恶毒，也更加有决心，布置也更加周密了。这是他向党的文艺事业的全面宣战！钟惦棐进攻的锋芒首先还是针对着文艺的领导：“执行者们”。
在5月21日给周文博的一封信上，他布置了对上海京剧、戏曲、话剧、电影各方面的进攻。他说：
“关于未按艺术特点领导艺术的问题，目前各报揭露已多，……不少单位的领导人，不但不是这方面的内行，倒是成了它的对立物，而且认为非如此不足以言党性！
“不务正业的，决不止作协。搞戏的人不说戏，并以不说戏为进步的表现，正业何在。请调查一下，上海剧协作了些什么事情，送往迎来？还是别的？简直可以调查上影一位演员的日记（如张莺），她这几年究竟每天在干些什么？献花，还是作消防小组组长？把一个这样的艺术家的日记摘要发表出来，便会是令人心悸的。”
我看到这封信时真是有些“心悸”。党的文艺事业在钟惦棐的笔下，是多么漆黑一团！领导人成为业务的“对立物”，并且以为不谈业务为进步，不懂业务才足以言党性。
按照钟惦棐的逻辑，就是：他是懂业务的，要发展艺术的，而现在贯彻党的文艺方针的“执行者们”，都是一批不务正业、不无学术的、窒息艺术创作的打手。所以，他认为文艺的“理论中心”是反党分子冯雪峰。而一向鄙视现在文艺方面的行政、组织工作者；并且居然把他向党进攻的行动，美化为战士夺取碉堡勇于牺牲自己的英雄行为！无怪乎，在他给周文博的信上还劝周“作出行动计划，千万不要太书生气”，并且在这后面打一个惊叹号还不够，要连打三个惊叹号“！！！”。
第二，钟惦棐既然在电影方面“倒霉”，等待“翻身”，这次向党进攻，重点当然还是在电影。
在5月21日的信里，他要周文博对“上影的‘衙门’和‘保密’须密切注视，望你对此采取坚决进攻的方针。”
5月26日信又说：
“许多人建议我们搞电影问题，说是三害在这里为最。我也正在考虑这事，盼你即刻和上海的电影界闻人们交换一下意见：搞不搞，要搞，怎么搞？”
5月27日又去信说：
“今天部里开了全体会，同志们均对电影问题发生极大兴趣，并且说：只要工作需要，大家愿意‘倾巢出犯’。而我的信心却还不足，并表示，讨论起来，我是不能挂帅的了！”
“明天，我们接受长影十多个演员的来访……。我简直一说电影就有充血的危险！……”
（这封信，我须要作若干说明：第一，“部”是指文艺报的艺术部；全体会只是四、五人；据文艺报同志谈，当时因为感到文艺报尚未接触电影问题，人力不足，需要把原来搞戏剧方面的一个记者调过来，钟惦棐自己就说：这一下要“倾巢出犯”了，结果，信上就写成了部里全体会，并表示要“倾巢出犯”。第二，长影演员座谈会，是钟惦棐派罗斗去组织的，“邀请”到文艺报去开的，但他自己作贼心虚，一定要罗斗在报道中说是“接受”“来访”。——作者）
6月3日的信：
“看起来，你在上海所花费的精力已经开始有了收获了。座谈会的事……我很高兴（周文博在上影组织了一次反教条主义的编剧座谈会……你在月底前返京要先想到，你返京后，只要写信，便可以把上海的线接起来。”
到6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已经发表后的第三天，钟惦棐还念念不忘再一次敲起电影锣鼓来。他在信上说：
“……你在回来前，必须在电影方面撒下一个大网，以便日后好去抓他们。我很想急于知道：上海方面对电影问题的再提起态度如何？如果他们不能积极支持我们，半壁江山，也就完了。前线出击，后继无人，其尴尬你是可以想见的。”
这几封信证明了，钟惦棐多么急切、多么坚决地企图打起第二场电影锣鼓来，好给他作翻案文章。因为他知道，对中央的批评，他自己是无法翻案的，只有再发起一场进攻，用以证明电影方面“三害为最”，就证明了他过去对电影事业的进攻是对的，也才可以为他所受到的批评“翻案”。
所以，他尽管一谈起电影就有“充血的危险”，还是宁可冒此危险准备“倾巢出犯”地来进攻电影事业。他在以前总不肯承认在文汇报电影问题的讨论中挂过帅，可是这次却不打自招承认了“挂帅”。实际上，他的进攻，有明确目标，有纲领，有计划，有战术，有队伍，他不是“帅”是什么？
当然，他进攻的重点还是上影。这是因为他认为那里是“电影发祥之地”，他的第一次的电影锣鼓也是在那里打响的。所以他还妄想把上影作为支持他反党活动的一个出发点，甚至希望上影某些人为他打“江山”，作为他猖狂向党进攻的后备军！
这样看来，这位电影理论“权威”的确是想把电影事业这座江山打下来的。等他坐了“江山”之后，那么，他就会指挥电影事业“为了前进”而“倒退”自如了，那时候，电影事业就要按照钟惦棐自己的理论来加以改造——根据“票房价值”来否定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了。
第三，钟惦棐在第二次的反党行动中，接受了第一次的“教训”，改变了战术。他认为，第一次是“赤膊上阵”，孤军深入，吃了亏。因此，他指示周文博：要坚决进攻，可是“在方法上，要注意动员别人来为我们写，无需事必躬亲，要不然，便有所得，亦会很少。”
所以，这次进攻中，他具体拟出了许多题目，但却要别人写文章。“人们对当前的艺术团体的组织形式有意见，但还需要找著名的艺术家们来讲讲……均可要她们畅所欲言地发表意见，有的可以是文章，有的可以是访问记。”再例如编剧座谈会也不由周文博召集，却另请一位作家来主持会议等等。
钟惦棐还特别指示周文博，组织稿件要“突破中间”；要求多约政治上中间分子写稿，来带动落后的人。
从以上的这些情况来看，证明了钟惦棐在第一次反党的活动受到中央负责同志批评之后，并没有严肃认真地来检查自己错误；反而产生阴暗的报复心理，他向人表示：“将来这笔历史怎么写，现在还很难说哩”。又告诉别人，他将了中央负责同志一军。他说：“我两篇文章都是化名写的，看中央负责同志写文章怎么写，如果他指名批评了我，可见党内思想是不民主的。”
所以到了整风鸣放期间，他就积极活跃起来，乘机而起，组织第二次向党进攻的活动。
这几封密信，它攻击的目标，反党的情绪，措辞之恶毒，实在和胡风的密信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说有区别，就是，钟惦棐是一个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已经掌握了文艺报最重要的艺术部，可以公然挂帅，派遣人、指挥人来反党！
钟惦棐第一次向党进攻，发动了文汇报，第二次进攻却直接掌握了、发动了文艺报，在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严重关头，坚决掉转枪口来对准自己的阵营。两次进攻一次比一次更加猖狂，狠毒，阴险！
钟惦棐向党的文艺事业的疯狂进攻，实质上，必然要反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伟大的文艺方针。当然，钟惦棐不敢公开地来反对。可是，钟惦棐认为纪念这个文献的十五周年，自然不可能提出任何新的问题来，而徒然成了一群不务正业、使创作“窒息”的“执行者们”“躺”、“躲”之处，这和胡风分子曾经叫嚣“这书……现在不行了”污蔑为“图腾”的论点有什么不同呢？钟惦棐如果不反对这个方针，又为什么主张倒退、怀疑为工农兵服务是否一定要尽量描写工农兵的题材呢？为什么钟惦棐这几年的影评总是厌烦阐明影片的政治内容和教育作用，而津津有味地谈什么“美的感受”呢？……
这又一次证明了，文艺这个事业，没有什么第三条道路：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方针的怀疑和动摇，必然投降于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和观点，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如果以为自己是权威，向党要地位、要名誉、要凌驾于党之上，要按照自己的愿望来改造党的文艺事业，其结果，必然走向反党！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反党分子是走的这条路，钟惦棐也是一样走的这条绝路！
钟惦棐反党的锣鼓又遭到第二次可耻的失败。他应该得到教训，“赤膊上阵”固然不行，“倾巢出犯”也不行！只有彻底交代自己反党的罪行，深刻地挖掘自己反党的思想根源，才能挽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