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开展文学界的反右派斗争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进一步开展文学界的反右派斗争
　　巴金　周而复　柯灵　唐弢　章靳以 郭绍虞　赵家璧　严独鹤
　罗稷南
今年的春天，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五月原来是天朗气清百花盛开的季节，可是少数的右派分子，乘党整风的机会，兴风作浪，黑云翻卷，乌鸦昼啼，瓦釜雷鸣。他们妄想推翻党的领导，根本否定我们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攻击我们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并诬蔑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一切错误的根源，他们否定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造的效果，他们妄想把绝大多数人民从社会主义大道上拉回去。右派分子猖狂地到处放火，而文艺界正是他们理想的对象，不仅因为在我们中间也潜藏着右派分子，和他们同声共气；也因为在我们队伍中一些人的思想中存在着缺口，以致一时是非混淆，反调泛滥。
文学界的右派分子首先提出来不要党的领导，说什么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攻击我们的组织是暗无天日，一切今不如昔。他们反对思想改造，认为那样有损“人”的“尊严”，使人站不起来；他们反对作品中的政治性，憎恨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以为那样就产生了公式化概念化，使作品“干巴巴没有生气”；他们反对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认为批评有害无益，把作品“一棍子打死”；他们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要求创作上的绝对自由，什么香花毒草，都算是作品。而且认为通过这样的创作实践，也可以收思想改造之效。一句话，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在党领导下贯彻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用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思想来腐蚀人民的灵魂，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我们认为：文学工作不仅要有党的领导，而且还要加强党的领导，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一旦失去党的领导，我们就要迷失路途，只要党的领导薄弱，我们就要犯错误。作家没有党的领导和帮助，就不能深入事物的核心，抓不到事物的本质，因此也就不能写出好作品来。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新文学，从五四以来，党就领导着我们前进。作品必须是政治标准第一，其次才是艺术标准。没有政治标准，只强调艺术性，就落入了资产阶级反动文艺理论的深渊，作品就如同一个没有灵魂、没有思想的纸扎“美人”。我们的作品，必须为工农兵服务，如果不是这样，在祖国就失去服务的对象了。我们认为，作家的作品就是他对社会的意见和批评，他必须有鲜明的立场，明显地表示出来他拥护什么反对什么。一切的作品必须对社会主义有利，一定要以社会主义精神来教育劳动人民，提高人民的工作与战斗的热情与勇气。我们的作品，容许不同的风格，我们的作家有创作的自由，可以选择广阔的题材，但是不能违背毛主席所提出的六大标准。违背了这些标准，任何作品就会背离我们时代的精神，和我们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相违背，就会坠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泥淖。
必须肯定，党的文艺方针，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在我们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种成就是历史上任何时期所没有的，根据文艺报1957年5月19日第七期的统计：全国作协会员共七百零八人。分会会员（新疆、长春不在内）九百二十三人。全国有作家一千六百三十一人。中国作家协会各地有十二个分会，内蒙古，延边和新疆先后成立了分会。
从1950—1956年全国文学艺术书籍印出二万八千三百七十种，共印行了：五亿三千六百七十一万一千册，每月印行的文艺刊物八十三种，发行数额：三百四十万册，作品最高印数：“把一切献给党”四百零八万零七百九十五册，“保卫延安”八十三万一千零七十册。
这和解放以前，真是天渊之别，难道是“今不如昔”么？
解放以前，一般的书，印上一万册，是绝无仅有的事，普通只有二千册。一本杂志，充其量不过印三、五千册。要忍受书商的剥削，反动派的压迫、删改查禁，甚至逮捕、杀害。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作家队伍中，出现了不少的工农兵作家，他们过去是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有的简直是文盲；可是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不但学了文化，而且写出了作品，这是根本性的变化，过去从来没有的，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是绝对不可能有的，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崭新的开端。在将来，无可置疑的要涌现大批的工农兵作家和知识分子，组成新的工人阶级的文艺队伍，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文学事业的面貌。我们的兄弟民族，用自己的文字写出作品，有了自己的作家协会组织，在民族的大家庭中，在党的文学园地上，他们呈献了他们多采绚丽的花朵。
但这样说并不是表示我们的工作中就没有缺点，我们的作品还远远赶不上我们社会的发展，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对全国六亿人口来说，作家还是太少；对于如何领导和帮助创作，我们还没有摸索到很有效的方法；我们的工作中，还存在着三大主义的旧作风和旧思想。拿上海来说，它过去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今天又是各样斗争表现最为尖锐的城市，应该是创作的宝库；可是我们一直没有很好地组织作家深入上海生活，写下有关上海的史诗和里程碑。但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可以逐步克服这些缺点的。
为什么在铁一般的事实下，丧心病狂的右派分子对于我们取得的伟大成绩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不仅如此，他们还百般生事，诬蔑造谣，甚至妄想摇撼我们的根本，推翻党的领导！在文学界中已经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也符合柯庆施同志所提到的三种类型：
一种是为数极少的在反动统治时期和当权派勾勾搭搭，有些鬼鬼祟祟不可告人的关系，本身还说不上是当权派，解放以后，他们感觉到新的社会不合他们的心意，在匈牙利事件以后，以为天下即将大乱，因此跃跃欲试，蠢蠢思动，妄想把中国作家协会也改变成裴多菲俱乐部，来制造混乱，让他们重新爬在人民的头上，实现他们资本主义复辟的“美梦”。
还有一种是一贯在政治上心怀不满，总以为自己是大材小用，或是怀才不遇，处处都是一个我，和他的一个小集团。这种极端的个人野心便使他们过分夸大自己，而忘记了自己其实是一无所有，甚至只是负号的存在，最后成为人民的累赘，成为人民的敌人。他们绝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要人民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等着机会到来，他们就把陈年的怨气扑向党，扑向人民。他们想换班，推翻党的领导，让他们当家作主，为所欲为。最近揭发的丁玲、陈企霞、冯雪峰反党集团就是最好的例证。
但更多的一种人是过去表面上也算得上是进步作家，在民主革命时期，也曾有过一些表现，在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都受过一些考验。可是单单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们反倒停足不前，甚至朝相反方向跑去，这是为什么呢？
这些所谓进步作家，在旧社会里，也忍受了一定程度的剥削和压迫，由于个人的利害，激起了他们的反抗。在民主革命时期，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比较的容易结合，参加民主革命对他们有好处，因此在革命中也有过一定的表现。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他们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都有了显著的改善，个人欲望和切身利益便逐渐扩张起来，把个人放到第一位，忘记了集体利益，这样就很难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这不是流血的革命，可是需要脱胎换骨的大变革，知识分子必须彻底割断自己的资产阶级的尾巴，站稳工人阶级立场，才能心悦诚服，坚定不移地向社会主义大道迈进。如果在灵魂的深处仍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对于私有制还有依恋之情，旧的想法和旧的生活方式还使他恋恋不舍，觉得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使自己得到什么反而要失去什么，那就必然要产生抗拒的情绪，走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们必须吸取这个严重的、惨痛的教训。应该指出：经济上的所有制问题解决了，但意识形态上的所有制问题并没有解决，这一方面的阶级斗争是极其尖锐的、激烈的，没有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经济基础上的革命还是不巩固的，不稳定的。我们队伍中间相当多的人或多或少地带着民主革命时期的看法，对两个革命的不同的性质还没有明朗地、清楚地加以区别。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是站在民主革命的立场，进行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为了完成这个历史的使命，我们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来参加这个斗争，资产阶级思想在当时社会上是合法的；但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就是直接的、敌对的思想，我们的历史使命是要通过和平改造，消灭资产阶级，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有人继续坚持资本主义立场，散布资产阶级思想，那就是企图使历史倒退，那就是一种反动的立场。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更有必要站稳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的立场，以社会主义的精神，通过作品去感染人，教育人，为我们祖国沸腾的、飞跃的建设事业服务。
这次反右派的斗争，对我们来说，不仅是教育，也是考验。看我们是否能在狂风暴雨中掌握坚定的方向，是否能明辨是非善恶，分清敌我，抛弃温情主义，积极地投入反右派斗争。
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已经揭露了右派分子许杰、徐中玉、施蛰存和党内右派分子王若望……等。对于这些右派分子，我们已经举行过全体会员的座谈会十一次，小型会二十多次。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斗争搞得深入透彻，打垮右派分子的一切阴谋诡计，要右派分子低头认罪，重新做人。
（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的联合发言，原载9月4日解放日报，本报转载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