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财政工作成绩光芒万丈 科学院座谈会一场胜利的说理斗争批驳陈振汉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我国财政工作成绩光芒万丈
科学院座谈会一场胜利的说理斗争批驳陈振汉
据新华社19日讯　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反右派斗争座谈会，今天继续举行。在今天的会议上，科学家们斗志激昂，针对右派分子陈振汉起草的所谓“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这一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文件，着重批判了右派分子的政治阴谋。
　　打退陈振汉对国家金融工作的猖狂进攻
今天在会上发言的有熊正文、王守礼、陈翰笙、孙冶方、陈如龙、邓初民、曾凌、樊弘、郑伯彬、陶孟和和李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的负责工作人员曾凌在他的发言中，有力地驳斥了右派分子陈振汉对国家金融工作的恶毒攻击。他说，右派分子硬说我们有“通货膨胀”，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八年中，我国是否有通货膨胀。谁都知道，在通货膨胀之下，物价不可避免地要上涨。这几年中，我国物价的情况怎样呢？1956年的批发物价指数，相当于1950年3月的92％，整个说来是稳定而且略有下降的。1956年与1952年比较，全国物价批发指数下降了0.8％，大城市的零售物价指数上升了5.8％。与此同时，农产品的采购价格指数上升了10％以上，工业品的价格是稳定并略有下降的，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不是日益扩大，而是趋于缩小的。1956年和1950年比较，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物价都有幅度很大的上涨。美国上涨了10％，英国上涨了34％，法国上涨了30％，日本上涨了44％。我国的金融物价比现在世界上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要稳定得多。这就说明，实行通货膨胀的不是我们，而是帝国主义国家。曾凌并且着重分析了1956年我国金融物价的状况。他说，1956年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与1955年比较，国家的基本建设增长了60％以上，工农业生产增长了30％以上。在这年中，也发生了一些问题，主要的是生产资料的生产与国家建设发展的平衡问题，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与生活资料生产发展的平衡问题，在这两方面都发生了一些缺点。基本建设投资、工资和农贷增加得过多了些，以致造成去年国家财政收支有十八亿元的差额，国家银行也增加了大约二十亿元左右的长期农贷。这一共三十余亿元的支出，是依靠动用国家物资储备二十亿元，和增发货币近十七亿元来解决的。应当指出，这样增发的近十七亿元的货币，截至今年6月底止，已经回笼了十一亿元以上，这就是说，市场货币流通量，增加不过五亿余元。那么，这算不算“通货膨胀”？如果我们考虑到去年社会主义商业的零售贸易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了19％，以及由于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村的商品流通大大扩大了对货币的需要这一因素，那么，就应当说，目前市场的货币流通量是不能认为过多的。那种认为我国目前存在着通货膨胀，而我们却不愿承认的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曾凌说，右派分子也许要问：今年3月的物价调整，不正是说明我国有通货膨胀的现象吗？然而事实给右派分子的答复，却不免使他们大为失望。今年3月下旬所实行的部分物价的调整，其主要内容是什么呢？第一，适当提高了部分农副业产品的收购价格，这是为促进农副业生产的发展所必需的。第二，相应地提高了部分农副业产品的出售价格。调升的出售价格的比例低于调高收购价格的比例。第三，提高了部分高级消费品的价格。这次物价调整对于国民收入分配所引起的影响是国家财政收支仍然可以保持平衡，对农民来说是收多支少，收入增加三亿多元；城市居民增加支出总共约三亿元，这对于他们的生活的影响，是极其微小的。所有这些，难道能够说是“通货膨胀”吗？
　　驳倒陈振汉对国家财政工作的恶毒诬蔑
财政部财政研究所负责工作人员陈如龙在他的发言中，着重驳斥了陈振汉在他的反共“意见书”中对国家财政工作的攻击。他说，几年来，我国的财政工作是不是像陈振汉所说那样“盲目行事”呢？是不是“偏差幅度很大”呢？让事实来作公平的裁判吧！他说，全国解放不久，我国就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国财政的统一。在我国经济遭到长期破坏的情况下，国家只花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就消灭了财政赤字，扑灭了旧中国十二年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灾难，保证了物价的稳定。从1951年起，我国预算不仅达到收支平衡，而且有了结余。到了1952年年底，我国就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这样伟大的成就，难道是“盲目行事”的结果吗？能够说“偏差幅度很大”吗？这不是别有用心又是什么呢？
陈如龙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财政工作执行了增产节约的方针，有效地积累和正确分配资金，保证了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增长和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我们在财政政策和资金分配上，执行了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这样，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生产构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已迅速上升。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改善了。职工的平均工资1956年比1952年增长了37％；农民生活也得到了适当的改善，1956年全国农民的购买力比1950年增长136％。同时，解放以来，全国职工增加了一千三百万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失业人员已经基本上得到了安置。人民的文化生活也有显著的改善。
他说，我们的财政政策和资金分配政策，贯彻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实行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的方针，促进了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迅速变化。在国民经济中，我们已基本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财政任务顺利完成，财政政策设施取得预期的效果，我国国民经济沿着社会主义轨道蓬勃发展，这难道是“碰碰试试”的结果吗？难道还不是恰恰证明我们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吗？
我们的财政政策和措施是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制定的；几年来的伟大成就，正是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无限生命力。我国的财政，是社会主义的财政，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原理。我们一贯地执行了党所提出的“从经济到财政”的方针，也就是说财政作为国民收入分配的一种形式，它在资金的积累上要以生产为基础，而在资金分配方面又要有利于推动生产的发展。这个方针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同分配之间相互关系的原理制定的。我国的预算设计，采取预算计划同国民经济计划相互制约、统一平衡的原则，这个原则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再生产必须按比例发展的原理制定的。我们在基本建设资金分配上，采取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道路，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甲乙两部类对比关系原理和大工业是社会主义基础的原理制定的。
我们在工作中也并不是没有错误和缺点的。但是，当我们在工作中犯了错误或产生了缺点的时候，也就正是我们没有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或者是由于我们缺乏经验所致。例如，1953年财政工作曾经产生过缺点，把预算的上年结余动用了，没有考虑到银行信贷资金的需要，一度造成紧张局面。这个缺点正是说明当时还受到资产阶级财政理论的影响，因为按照资产阶级财政理论，预算的上年结余是可以动用的。1953年的缺点，很快为党所发现，采取了措施，纠正了。事实证明，陈振汉等恶毒地攻击财政工作没有遵循客观规律办事，无非是暴露了他们反共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
　　粉碎陈振汉对国家统计工作的无耻诽谤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孙冶方在会上详细分析了陈振汉的反共意见书的反动内容以后，举出活生生的事实驳斥陈振汉在“意见书”中发出的对于国家统计资料工作的诽谤。陈振汉在他的“意见书”中说，由于国家财经部门鄙视经济科学，由于统计部门的资料保密制度，使得资产阶级右派的“经济学家”“脱离了实际”，使得我国的经济学界“教条主义泛滥”，在学校里“只能照本转述背诵或者笺注训诂”，“如同和尚念经一般”。陈振汉就是这样来挑拨党外经济学家和政府的关系。孙冶方举出来的三件事实，使得右派分子的这些谰言不得不宣告破产。第一，国家统计局出版的许多综合性资料，如“社会主义经济汇编”等，都分发给中国科学院和全国设有经济系的三十多个大专学校。第二，去年政府有关部门研究国民收入和计划统计的一些方法、体制和理论问题时，李富春副总理曾特别嘱咐吸收有关科学研究人员和教授学者共同研究，巫宝三、吴景超等就曾被邀参加讨论；今年上半年，国家统计局曾几次邀请陈达参加人口统计的讨论，也邀请过李景汉参加农村调查的讨论。第三，吴景超曾在今年上半年去吉林、黑龙江两省考察工业的投资效果和劳动就业问题，他从当地工业管理机关和统计机关得到了研究这一问题所需要的一切资料，使他得以掌握了这两省的全部中央和地方工业的详细情况。孙冶方还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向全国人民系统地报告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公布统计数字；每发生一件重要事件，党和政府的领导人都要做公开的报告，其中总是列举许多统计数字。孙冶方说，在中国历史上有那一个政府曾经对人民如此负责，作过这样许多详细的报告？现在很明白，过去不是党和政府不信任像吴景超、陈达、李景汉这样的“经济学家”，而是过于信任了他们；这些右派分子真正缺乏的不是统计资料，而是人民的立场和科学家应有的良心。
北京大学教授李普的发言，着重揭发和批判右派分子费孝通、吴景超、陈达等在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借口“人口问题”的研究极力夸大我国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肆无忌惮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为资产阶级右派准备卖身投靠美帝国主义预先制造“理论”根据，以及改头换面贩卖马尔萨斯主义的反动人口理论。陈翰笙教授和邓初民教授也在会上对陈振汉的反共“意见书”作了严正的驳斥。陈翰笙用他自己的亲身体验，论证了资产阶级反动的经济学说，事实上早已破产。邓初民教授分析了右派在企图使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这一阴谋活动的严重政治意义。并且强调指出，必须把社会科学界的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取得全胜，才能为我国社会科学的繁荣的发展，扫清道路。
会议明天将继续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