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成灰也不反共？一挖根就露原形！ 章乃器的反动丑史触目惊心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烧成灰也不反共？一挖根就露原形！
章乃器的反动丑史触目惊心
他所谓“爱党”，爱的是“蒋家天下陈家党”，他所谓“革命”，革的是共产党的命
据新华社20日讯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民建、工商联中央委员联席会议上对右派头子章乃器作了比较系统、彻底的揭发和批判。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章乃器呼吁一切反共势力团结起来对付共产党
千家驹、吴大琨、冯和法、王达夫、何萼梅五人的联合发言，着重揭露了章乃器历史上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一贯的反共活动；千家驹代表他们五人所作的联合发言中揭露，早在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章乃器就号召一切反共势力团结起来，进行“彻底的有效的反共”。他在1927年12月15日创刊了一个彻底反苏反共的“新评论”半月刊，开始以一个政治投机家的面目出现。在“新评论”第二期上章乃器发表了一篇题为“反共势力的自杀”的文章十分强烈地表明了他的“反共”态度。他表示“伤心于这次广州的变故”，（指1927年12月11日共产党所领导的广州起义）他怨恨地说：“共产党的势力，实在是自命为‘反共’的人一手造成的”。他责怪国民党反动派“以
‘反共’为门面话”，进行内部纷争，形成“反共势力的自杀”，并且“还替共产党造势力！”他责怪帝国主义列强“在国民党宣布反共以后，它们仍旧是帮助军阀来对抗国民党”，他还责怪中国的资本家，“在总工会飞扬跋扈的时候”，“连应该做、可以做的事都不敢做；应该讲、可以讲的话都不敢讲”。“那种懦怯无能的样子”，“比较欧美资本家真真差远了”，他大声呼吁一切“反共势力”，“不要涣散”，不要“自杀”，不要“为共产党造势力”。章乃器还千方百计为国民党献策，要国民党“用纪律来解决内部的纷争”，要国民党“积极的致力于阐明党义，增高宣传效率”，要国民党“延揽人才”，最后他说：“倘使能照我上面所说的，我敢说共产党的势力，确是可以不反而自灭的。就是共产党党员，也尽可以心平气服，不必再做什么捣乱的勾当了。”
千家驹说，章乃器对共产党是表示刻骨的仇恨，另一方面他对于蒋介石的国民党反动派却表示衷心的拥护，他在“新评论”第四期所写的一篇“党国的新命脉”中说：
“倘使稍微地意志薄弱一些的人，总不免对国民党灰心”，“但是我呢？我决不灰心。”“我仍就把党国两个字用在一起。”千家驹说，章乃器说他：“爱护党真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这是一点也不假的。不过他爱护的“党”是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党”，而不是“共产党”。不仅如此，章乃器在当时还恶毒地说：“只有革命的反共，才是有效的反共。只有革命的反共理论，才是有效的反共理论，谁都晓得，最危险的要算是青年心中的共产毒。所以要从青年的心理中逐去深入的共产毒，只有灌输比共产学说更完善、更透彻、更有效的革命理论。”千家驹说这就是章乃器所谓“解放前参加政治生活二十多年中，决心不反共”的真相！原来章乃器是一个“革命的”反共专家，是提倡“真正有效的反共方法”的先驱者！
抗战开始以后，章乃器针锋相对地反对共产党的进步主张，维护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千家驹又指出：在抗日战争以后，章乃器背叛救国会，发表了臭名远扬的“少号召，多建议”的主张，继续进行反共的阴谋。章乃器的这篇文章采取了答辩的方式，内容完全和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针锋相对的：（一）中共号召“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章乃器却说：“在国策已经确定的今日，我们却应该少作政治的号召，多作积极的建议，使国策可以早些充实起来”。（二）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毛主席坚决主张“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反对对国民党作右倾机会主义的迁就，章乃器却对此进行恶毒的诬蔑，他说：“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政府既然已经有确定的国策，有点心肝的人，谁还愿标新立异以鸣高。”他这些话的用意就是要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作无条件的投降，否则就是“标新立异”，没有“心肝”。（三）中国共产党提出“全国人民的总动员”，给予人民以爱国自由，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正确主张。但是章乃器却反对动员民众，主张帮助国民党政府继续“统制”民众。他说：“对于民众组织方面，我们现在就用不着而且不应该再提出原则的‘开放民众组织’的政治号召”。其次，章乃器反对给予人民以民主和自由，而主张加强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他说：“国策的详细内容，和大政的具体步骤，人民是不应该要求知道的。好比坐船一样……我们却只好信任舵师”。他是要人民盲目“信任”国民党政府蒋介石这样的舵师。（四）中共十大救国纲领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针对着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财政经济政策而发的，但章乃器就出来为官僚资产阶级作辩护说：“在金融方面，目下已经施行战时的金融政策了。我们便不必再以‘实施战时金融政策’的口号来号召，而且也不必再来一套耸人听闻的战时金融政策以扰乱人心。”
章乃器称颂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独裁是“历史上一个极伟大的功业”
千家驹等接着揭露章乃器为国民党的假统一，真独裁说尽了好话。首先章乃器说：“抗战以后，我们已经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之下统一起来了；这是历史上一个极伟大的功业，我们千万不要轻视它，而要极端珍爱它”。这是他用黑字写在白纸上的。章乃器居然在今年8月17日粮食部大会上说：“对于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我向来是反对的”。
第二、章乃器用了巧妙的言词，来为国民党制订伪宪法制造理论根据。他还和当时国民党党棍一样，把一切“光荣”归于蒋介石。他说：“蒋委员长对于宪政，曾有‘重礼守法’四字的名训，所以要在守法之外，还要重礼，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章乃器特别崇奉“一个领袖”。他认为，归根到底，“一个领袖”就是“团结之道，建国之道”的根本。他说：“要邻里和睦，贤明的家长总要嘱咐众人不许互相冲突，而要把一切纠纷报告到家长面前来解决。 这是对团结的忠诚，也就是对邻里的信义。不如此，纠纷一定要层出不穷，而终不免于决裂。邻里间的事情如此，党派间的事情也是这样”。章乃器也竭力为国民党在财政经济方面的反动统治辩护，这也可以从章乃器在抗战时期所发表的一系列经济论文中得到答案：
第一、章乃器公开提倡希特勒式的绝对统制，他公开主张“经济独裁”，从经济独裁的理论体系出发，又提出了所谓“立体发展论”，以便于国民党反动派对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控制。
第二、章乃器公开为国民党的恶性通货膨胀辩护。他为了向蒋介石捧场，竟丧心病狂地和孔祥熙、宋子文一鼻孔出气，根本否认有所谓通货膨胀。他在“论恶性膨胀”（1939年9月大公报）“物价问题的症结”（1940年9月大公报星期评论）“涨价休战”（1942年9月西南实业通讯）一些文章中说：“货币基础，极端巩固”，“当前货币问题与其说是膨胀问题，无宁说是紧缩问题”，“物价上涨与通货无关”，等等谬论。凡曾在抗战时期大后方生活过的人们都知道当时由于滥发纸币，物价飞涨，严重的形成经济危机，使国民党反动派惊惶失措，当时蒋介石暗中下令不许报章杂志写“膨胀”二字。章乃器为了向蒋介石、孔祥熙献媚，维护反动派政权，就不惜昧了良心，一唱一和。章乃器的恶毒尚不止于此，他还进一步为国民党反动派献计，要举办国民财产总登计，也就是把人民的购买力全部移交给国民党反动派，这是多么毒辣凶狠的计划。大家总记得，1948年国民党反动派发行金圆券时，就曾部分地实行了章乃器的计划，即登记全国人民的黄金外汇，结果那次的登记使四大家族发了一亿七千万美元的横财。章乃器以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自居，事实上，他所代表的不是民族资产阶级，而是抗战时期一小撮最无耻的官僚资本家。
章乃器欢迎帝国主义在中国投资，否则他认为民族工业就会衰亡
千家驹说，不仅如此，章乃器为了巩固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不惜主张出卖民族利益，向美帝国主义大借款。主张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投资。他还荒谬绝伦地创造了一种理论，叫作“无内忧外患者国恒亡，无竞争者业必衰”。这就是说，要是没有外国投资的“竞争”，中国的民族工业就会“衰亡”。直到临近解放的前夕，章乃器还在主张继续向美国大借款，以巩固信用扫地的伪法币制度。
千家驹最后说，从上面我们所引证的章乃器的亲笔自供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自称“出污泥而不染”的章乃器，原来是一个三十年来彻底反共的家伙，是一个披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外衣而混进了新中国来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忠臣孝子”。他既没有过民主革命这一关，也没有过土改这一关，也还没有过“五反”这一关，因此自然更不可能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过去三个关他都是用两面手法混过来了，但在社会主义这一关头，他却无法再行蒙混过关了。我们的结论是：章乃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老手！
千家驹的发言，吸引了到会的全体人员，发言后掌声经久不息。资耀华、吴羹梅、李文杰的发言，系统地揭露了章乃器从解放以来在经济方面违法乱纪的罪行；孙晓村、华煜卿、吴觉农、章元善、王艮仲的联合发言，揭发了章乃器力图把民建会变为反动的旧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反动阴谋和活动。来自四川省的委员徐崇林和童少生揭发了章乃器在四川省合川县云门区参加土地改革运动时包庇地主、打击农民，破坏运动的大量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