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陈达的“劳工问题”和“社会调查”复辟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不容陈达的“劳工问题”和“社会调查”复辟
吕文远
陈达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有“名”的“社会学家”，特别是所谓“劳工问题”、“人口问题”和“社会调查”的“专家”。但是我们早就说过，他的那些“理论”和“研究的方法”，完完全全是反动的，反科学的。以马列主义的观点、人民的观点看来，资产阶级社会学是必须从原则上加以否定的。因此，在解放以后，更具体地说是在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的时候，人民政府决定取消了社会学系，停止了陈达这类“社会学家”所讲授的“劳工问题”等等课程，不再让他们向青年学生散布毒素。这一措施，毫无疑问是十分正确的。与此同时，党和政府根据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对于陈达这些人，不咎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如何，都给予了适当的安排。陈达担任财经学院和人民大学教授、劳动部副司长、劳动干部学校副校长等职，去冬今春又被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党和政府给予他们学习马列主义的便利，希望他们改造思想，改变立场，能够真正为人民服务。这些安排，对于陈达这样的“学者”，待遇可谓优厚了。
但是，陈达怎样回答党和人民对他的期待呢？他的回答是：八年如一日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在今年的春天他更利用党的百家争鸣政策和整风机会向党和社会主义进行了猖狂的进攻。陈达在今年年初以来，除了在劳动部等单位召集的座谈会上发表了许多放火式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谬论而外，还同章罗联盟骨干费孝通等纠合一起，积极执行章罗联盟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进行了一系列的妄图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活动，阴谋篡夺马列主义的思想领导，为章罗联盟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阴谋开辟道路。右派分子们叫嚣说：资产阶级社会学的许多宝贝东西在我国快要失传了，马列主义有许多“空白点”，必须用资产阶级社会学来补足；人口、劳工、社会调查这些事你们共产党不会研究，就让我们“社会学家”来干吧；像陈达这样的“大学问家”多年“闲置”，是太浪费人材了，陈达应当原封不动地是“劳工问题专家”、“人口问题权威”……。
事实果真如此么？
人民政府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这在中国历史上有过么？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级劳动部门、工业部门、计划部门、统计部门、工会组织以及学校中的工业经济、劳动经济系科，对于劳动问题进行了大规模的实际工作、研究工作和培养人材的工作，这在旧中国又有过么？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大规模的社会调查，从成千上万户的工人、农民的家计调查到各种各样的城市和农村问题的调查研究，这在旧中国又有过么？所有这些，从立场、观点、方法和工作的质量来说，资产阶级社会学当然根本不能比拟；就是从数量来说，我们现在所做的，同国民党时代伪社会部加上陈达的“国情普查研究所”，甚至再加上帝国主义的什么调查组织所做的来比较，也是他们所根本不能比拟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吹嘘他们有经验，共产党不如他们，这简直是蜗牛倒来嘲笑大象了！
陈达这种“劳工问题”和“社会调查”的“专家”所贩卖的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货色，干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勾当呢？
陈达在“劳工问题”上的根本主张，见之于他的代表作“中国劳工问题”一书，那就是拥护资本主义制度，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工人阶级的解放和工人生活的任何真正的改善。这也正是陈达一贯的根本政治态度。陈达宣传资本主义社会“实为自由劳工时代”；他说社会财富的产生，“资本、土地、管理、劳工四种要素都有功劳，都须有相当的报酬；他认为“社会里有一部分人要终身受雇于资本家”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资本主义制度是应该永远存在的。他提出所谓“工业和平”、“渐进式的改良”等口号来反对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他把因私有制度和阶级剥削所造成的阶级斗争，归罪于工人阶级，说“社会不安大概是由于工人的骚动”。他坚决反对工人对资本家罢工，污蔑罢工“损害社会利益”。他一面叫嚣要“工界自己改善，不作无谓的骚扰，举凡和资本家捣乱，在社会里发生暴动种种情事，理应充分抑制”；一面竭诚拥护反动统治对于罢工的血腥镇压，说“军警和捕房弹压，是他们职分内之事”，“政府用武力完全是为维持治安或执行法律，遇必要时可以剥夺人民的生命”。他的所谓解决“劳工问题”的办法是什么呢？第一，对于工界，“最重要的问题是减轻生存竞争（意思就是要工人连经济斗争也都放弃），加强成绩竞争（意思就是要工人为资本家更多地创造利润）”；第二，向雇主们，宣传对工界表“同情”。尽管陈达口口声声说要请雇主们向工界表同情，但压根儿他是反对改善工人生活的。他说：“工人的进款增加，奢侈的恶习跟着发现，劳力供给因受刺激而增加，生殖率因此提高，社会痛苦因此产生。”陈达还认为与其提高工人的待遇，还不如要工人限制生育。陈达的所谓解决劳工问题的办法，实质上就是要工人永远勒紧裤带，忍受剥削。
陈达还标榜所谓“独立工会运动”，实际上是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他把我党领导下的工会运动称做“过激派”，处处加以反对。对于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他恶毒地歪曲说：“有些人完全出于爱国热忱，有些人要利用时机宣传共产主义”。1927年蒋、汪公开反革命后，陈达高兴地预言：“劳工会左倾的势力，将更受打击无疑”。
以上就是陈达的“劳工问题”的基本“理论”。从这些内容看，说得正确一些，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劳工问题”，实在应该称做“统治劳工问题”；资产阶级的“劳工问题”专家，实在应该称做资本家的代言人，并且，不仅是代言人，有的简直就是资本家。例如陈达，我们最近知道，他也曾经是上海一个铅笔公司的股东哩！
我们再来看看陈达的“社会调查”又是一些什么样的货色呢？
尽管陈达标榜的是“客观主义”，但是他的调查工作总是有目的的，因而也毕竟是有立场的。一明了他的调查目的，也就看清楚了他的调查立场。陈达所作的每次调查，差不多都有一段“缘起”，大都是受人委托或者同人合作。早如南洋华侨调查，是受太平洋国际学会之托。再如云南四县的户籍调查，是由伪内政部、伪省政府同陈达的国情普查研究所合作办理的，目的是强化户政，编制保甲，便利派款、抽丁和“查究奸小”。再如云南三县社会行政调查，是受伪社会部长谷正纲的委托进行的。又如1945年和1946年在昆明、重庆、上海所作的工厂调查，先是受美国国务院之托，后又同谷正纲、吴开先（伪上海市社会局长）合作完成的。调查的目的是如此，调查依靠的人，在乡村主要靠保甲长，在工厂主要靠资方人员。讲到这里，对于“陈达式的国情普查”的所谓“科学性”和“学术价值”，也就无须多加探讨了。
右派分子叫嚣着要复辟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就包括了上述陈达的“劳工问题”、“社会调查”这一类肮脏东西。这类肮脏东西，彻头彻尾是为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服务的，彻头彻尾是反人民的，同社会主义为敌的，同马列主义水火不相容的。我们决不容许这些东西复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