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门乡的两场大辩论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城门乡的两场大辩论
福建日报记者　中共闽侯县委城门乡工作组
争论早已发生
靠近福州郊区的闽侯县城门乡，有一千多户人家，1956年办了两个高级农业社。95％的农户都入社了。
合作化的优越性并不是“吹牛”。这个乡，每亩田平均产量已由解放前的六百五十斤提高到一千零五十斤，农民的生活普遍改善了。但是，即使如此，斗争也并没有结束。去年秋收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曾经一度尖锐起来。在农民中可以听到许许多多的争论，这些争论都是围绕着合作化和粮食问题，围绕着两条道路进行的。
看到这种情形，乡人民委员会和中共城门乡总支委员会就召开了乡人民代表大会，在农民中进行了一次社会主义教育。但是，因为没有发动全民性的大辩论，所以思想问题没有透彻地解决。
今年夏收以后，社里进行夏收分配和粮食征购工作的时候，歪风邪气又起来了。农村的富农分子和一小部分富裕中农，说合作社搞坏了，故意叫喊“早稻减产”，准备不卖或少卖余粮，全乡统购任务只完成55％。再加上地主、富农分子的挑拨煽动，群众思想混乱，生产情绪下降，出工率由原来的90％降到60％。有的社员和干部打算弃农就商……看来农业社是碰到了危机；一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大辩论，已经不可避免了。
夏收以后，中共城门乡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决定以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为主要内容，在全乡开展一次大辩论。
最初，他们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了多次座谈，启发大家提意见。但是，意见提得并不多。怎么回事？因为很多人有顾虑，怕戴“右派”帽子。怎么办呢？总支和工作组分村召开群众会，进行了一次动员，着重说明农村大辩论和城市反右派斗争不同，这是一次农民的自我教育运动。为了让群众大胆地、充分地“放、鸣”，支部和工作组还决定采取“先放后辩”的办法。
这样一来，就大放大鸣起来了。前后五天，各生产队都开了几次座谈会，80％以上的人在会上发了言。
从大放大鸣的情况看，富裕中农中不满意甚至反对粮食统购统销的较为普遍；在合作化问题上有所不同。据城门农业社调查，八十四户上中农中愿意留在社里的有四十四户，表示要退社的有二十二户，还有十八户处在动摇状态。
至于贫农和下中农，他们对粮食统购统销是拥护的，但是也有人认为“免购额”低了一点。在合作社方面，贫农意见较多的是对果树的“定年限按比例分红”办法不满，要求把中农的果树入社统一经营。也有人对合作社借钱不方便有意见。他们对合作化是坚决拥护的。他们说：“生为社里人，死为社里鬼。”“听共产党的话，永远走社会主义道路！”
在全民性大辩论之前
各种意见都放出来以后，对正确的合理的意见，总支和工作组予以采纳，并根据边整边改的精神加以解决；对于错误的意见，决定拿到群众中去讨论。为了把这次大辩论搞好，在全民辩论之前先开了党员会和贫农下中农会两个会。
党员会吸收一部分贫农积极分子参加。这个会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我们要领导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党员能不能搞资本主义？二、为什么会放出这样一些谬论？三、怎样才能把各种谬论驳倒？大家首先尖锐的批判了总支副书记林佑民、城门村分支书记黄珠英的资本主义思想行为，同他们进行了辩论。最后，他们都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承认自己“自私自利”走错了道路。在划清两条道路的思想界限以后，把解放以后粮食增产、工业交通、文化卫生、农村建设、生活改善等方面的事实摆了一下。这样一来，原来怕驳不倒人家的人也说“有了本钱”。有的说：“他们的谬论是用纸糊的，我们用事实去同他们辩，可以百分之百地辩赢他们。”
贫农下中农的会是分七片召开的。会上把放出来的一些谬论拿出来先辩论一次，借以训练辩论队伍。会上引导大家用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进行“三对比、三算账”。“三对比”是：比解放前后的生活变化；比农业社和单干谁的力量大，谁能增产增收；比统购统销前后的粮食市场变化，看怎样对人民对国家有利。“三算账”是：算入社增产账，算解放前农民受地租、高利贷、奸商剥削账，算解放前后粮食增长账。经过对比，算账，广大的贫农下中农认识自己的生活已经有很大的改善，也认识到这改善正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然后，又讨论了贫农下中农的一些错误言论，分清了大是大非。
贫农下中农的积极性发动起来以后，敢于大胆讲话了。这时候，领导方面又发现有些人有排斥和斗争中农的情绪。于是又向大家讲清楚：我们对有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的富裕中农辩论，只是为了驳倒他的资本主义言论，反对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通过辩论来教育改造他们，更好地团结他们。
合作化问题的大辩论
在大辩论的基本队伍形成了以后，接着以生产队为基础划分二十六个辩论小组（吸收单干农民参加），辩论了两、三个晚上。全乡90％的人都参加了辩论会。
各个生产队在三天大辩论中，主要辩论了两个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和粮食统购统销问题。许多辩论会上，贫农、下中农和少数富裕中农针锋相对，论战十分激烈。
首先辩论：“办社以后生产和收入是不是增加了？”
在城门社新华生产队的辩论会上，老上中农林大品第一个站起来说：“现在入社十户有九户坏，生产是年年低，收入是年年少。”
原来坐在角落里的贫农林春华马上站起来反驳说：“说入社十户有九户坏，这是昧着良心说话。拿我来说，解放前穷得没有衣服穿，在乡里欠债也是有名的，一年要欠几十担谷。入了社，我就不用借债了。去年一家六口全年分了四十多担谷子和甘薯，柑桔、马铃薯也堆满楼顶，邻居向我开玩笑说：楼板杠都要压弯了！”
贫农林长水也抢着发言：“解放前我连老母亲也养不起，光景多么惨！去年入了社，我收入三百多元。从记事起都没有收入过这么多。现在我养一家四口，吃饱穿暖。”
新下中农林家顺也大声说：“怎么能说入社没裤穿？在座二十多人，现在哪个衣服不比过去穿得好？过去我们这些人只有两个人读过书；现在子弟大都上学了。这不是入社后改善了生活吗？”
社员林依乖说：“办社后生产是不是年年低呢？其实，办社年年都增产。过去乡里白水秧占六成，去年高级社第一年就消灭了白水秧，每亩稻子平均收到一千零五十斤。今年早稻又比去年收成好，排下里过去是十年九损，每亩只收几百斤，去年改良了土壤，‘死洋’变成了‘千斤洋’”。
老上中农林知柱也不赞同林大品的谬论，他说：“我看办社后生产有增加，生活就是好。我现在儿子读初中，女儿念高中。”
一场舌战，驳得林大品无词以对，他只好承认自己讲的话没有事实根据。
其他生产队的辩论会上，贫农、下中农、社员也驳斥了类似的谬论。大家算了一个账：去年全社粮食产量达到一百三十二万斤，比解放前增加了五十二万斤。入社前每户贫农全年平均收入只一百五十九元，而去年每户平均收入达二百三十三元。
七十三岁的五保户林兰蘩说：“我见过前清、国民党、共产党三个时代，觉得共产党最好。办了合作社，连我这个孤独的老人也有了依靠。”
“今年工分价值比去年低了。”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也是争论中的一个焦点。
老下中农、生产队队长林依金说：“去年分配的时候，农业和果树统一分红，所以一个工分分到一角四分。今年果树社里只抽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没有同农业合起来计算，所以一个工分才分到一角。表面看来，工分价值低了一些。如果把果树和副业计算在内，大多数社员收入都增加了。”
健康生产队社员在会上替一户叫喊“工分价值低”的老上中农算了账，证实他农业和果树收入合计，也比去年增加了。
新下中农林有火说：“过去我替别人做工，一天只赚一两斤米，养不活自己，现在做一天能分一元多，买谷十多斤，一家三口吃不了。”
在辩论中，有人说“合作社不如单干户”，“劳动、用钱、留粮都不自由”。这也引起了一场大辩论。
身受单干苦楚的贫农张依华说：“没入社的时候，我种二亩多田，劳动力差，割稻要请别人割，收成很坏，一年到头只在收割的时候吃几顿饱饭，以后就‘白老鼠’（很穷的意思）了。那时的我，衣服破了用纸糊，刮风下雨都发愁。1955年入社以后，我的穷根挖掉了。去年办了高级社，收入更多了。现在我穿的是新背心、卡其裤，换了一个人啦！”
西楼生产队队长林知福说：“合作社和单干比，真是天上地下。老下中农林知康今年春耕退社以后，就碰到很大困难。单枪匹马，积肥抗旱受限制，一亩八分田没有追肥，早季减产，比社里同等田地少收了一百八十斤。他现在已经后悔，对他哥哥说想再回到社里来。”
城中生产队辩论“入社自由不自由”这个问题的时候，揭了所谓“单干自由”的底子。有人揭发：单干农民林家潮把应该卖给国家的四百斤余粮拿去做黑市买卖；单干老上中农林传渠、林传涵兄弟，参加反动富农林传添的投机集团，贩卖柑桔、荸荠、荔枝等，从中获取暴利。大家都说：这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发展这种自由，大家又要陷进贫困的泥坑里了。我们农民一定要办好合作社，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粮食问题的大辩论
在粮食问题的辩论会上，首先争论的是“粮食统购统销好不好？”
健康队老上中农林家铿说：“解放前粮食吃得痛快，解放后半饱半饿。”
新下中农林有雄一听这话，立刻反驳：“我解放前后的生活，就不像你所讲的那样。我想起解放前就心酸。那时候，我才是真的半饥半饿，哑子吃黄连，对谁吐苦水？现在我全家吃白米，没有人挨饿。做人要讲良心话，不能说谎。”
新下中农林元元接下去说：“过去我和林有雄一样命运，过着半饥半饿生活。我父亲就是因为生病又吃番薯渣，才折磨死的。解放前我一家一年才吃六、七百斤粮食，现在留粮有三千多斤，比过去多吃很多。”他们还算了一笔账：全队二十户社员，在人口增加的情况下，去年每户留粮比统购统销前平均增加一百三十三斤，每人平均增加三十三斤。社干部林有竹说：“现在吃稻谷大口五百十七斤，小口留四百十三斤，都够吃。统购统销以后，再也没有谁半饥半饿了。”
上中农林家铿无词以对。
别的生产队在辩论“统购统销好坏”、“粮食吃多吃少”的时候，也十分激烈。
敖峰村争论中算了一个大账：全村一千七百二十亩田，解放前只收一百三十六万斤粮食，每亩平均八百斤，除还租五十二万斤和高利贷二十万斤，农民只剩六十四万斤；就算高利贷二十万斤能买回，也只有八十四万斤留粮。人口二千二百人，每人平均只吃三百八十斤。1956年收了一百七十万斤粮食，除去征购农民还留粮一百十六万斤，按照现有人口，每人平均可吃四百三十斤，统购后比解放前每人平均增加五十斤口粮。
城门村原来是个缺粮村，1941年米价高涨，一月十八跳，穷人没钱买米，勒着肚子挨饿。全村单单那一年就卖掉儿女一百二十人，饿死七十二人。
持反对意见的人，在这些事实面前也无话可说了。
束塔队还辩论了“隐瞒产量对不对”的问题。这个队的上中农吴用松等几户组成的生产组隐瞒了产量五百斤，大家对他们说理。贫农吴依枝说：“我们农民入社是希望把社办好，有些中农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年年瞒产。我们三组种了十多亩田，明明割了三十多担，起先只报十几担，想隐瞒一半。如果每个小组都这样，国家统购任务就要落空。”社长王茂玉也说：“统购任务完不成，就难实行工业化；没有工业，农民就没有抽水机。束塔洋过去是死洋，十年九旱，现在有了抽水机就变了样了。再说，组里瞒产，不只对国家不利；社里粮食少分了，工分价值低了，社员闹意见，对社也不利。”
一席话说得吴用松等理屈词穷，同时也提高了大家的认识。各个组自动报出隐瞒的粮食产量二千多斤。
在争辩“粮价是否合理”的时候，敖里村老上中农林家国感叹地说：“解放前粮价高，肥料价低；现在谷价低，肥料价高，做来做去还是农民饿半死。”
贫农林旺官驳斥说：“你说解放前谷子贵，可是我们贫农，那里有贵的谷子卖？镰刀放下，谷子没入仓，就要还债交租子，还要卖新谷买油盐，私商趁这时杀价，结果卖贱谷，以后还要买贵米。想起这些事心像刀割！那时候只有地主、富农和少数富裕中农才能够卖贵谷子、放债，损人利己。这样的人全村有几户？再说肥料，解放前闲季粪便宜，忙季粪贵，买便宜粪只是富农和老中农，可是我们贫雇农到插秧时节还不知肥料在哪里。现在粮价稳定，粪价也不贵，比以前合理得多。”
仙歧队社员陈伯樵等，也和王尤祥火热地辩论粮价提高对谁有利的问题。陈伯樵边算账边说：“我们仙歧队全年粮食除自给外，卖出不过四千斤；如果一担谷提高一元，也不过才多收入四十元。可是粮价一动，物价都动了，一尺布只要起价五分，我们一百五十五人，每人买一丈六尺，就要多出一百二十四元，结果对自己并没有好处。何况粮价贵了，物价波动，对社会主义建设也不利。粮价万万提不得！”
社会主义思想掌握了群众以后
两场大辩论，使城门乡农民的思想面貌，起了一番深刻的变化。
贫农、下中农，更加靠拢党，热爱社。他们说：“我们跟共产党订合同，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少数受到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贫农、下中农，分清大是大非以后，很快地觉悟过来，坚定地站到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
通过大辩论，还团结了富裕中农的多数。他们之中有不少原来就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少数具有自发倾向的人，大辩论后态度都有转变。俊新生产队十六户社员中，上中农占六户；今春以来，有四户上中农弃农经商，不下田劳动，贫农批评他们是“同床异梦”。现在，这四户上中农都回头来参加生产了，贫农社员高兴地说：“这样就一条心了。”
斗争了反动富农林什添以后，歪风邪气打下去了，投机倒把，粮食黑市等非法活动，悄悄地收起来了。
全乡原来卖了二十六万斤余粮以后，就叫喊“已经到顶了”；现在，已卖粮三十万多斤。原来说统销粮食无法压缩了；现在经过家庭主妇们研究后，已减少了统销量四万斤。
最近又有四户社外农民申请加入敖峰社。
合作社的出工率，已提高到90％。
敖里队原来要把两亩上好水田改种经济作物。现在打消了这个主意，加紧补苗追肥，力争秋季丰收。全乡掀起了追肥、耘草的热潮。
全乡党员干部在这次大辩论中，受到了最好的教育和锻炼。许多人学会了走群众路线，学会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许多人懂得了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灵魂的道理。
在大辩论之前，有些党员干部对群众觉悟估计不足，思想顾虑很多。看到了群众高涨的社会主义热情以后，信心增强了，工作劲头更大了。
一些受资本主义迷惑的走入歧途的党员干部，开始清醒过来了。
（原载福建日报，本报作了一些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