斥右派的所谓“建立无产阶级社会学”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斥右派的所谓“建立无产阶级社会学”
吴江
在资产阶级右派图谋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的锣鼓声中，所谓“建立无产阶级社会学”或“新的社会学”的调子曾经响得很高。费孝通的“社会学的对象和内容决定于它的任务”一文专门提出这个问题。替罗隆基“看家”的赵文璧也来了一个像是从政治到“学术”的大转变，提出了一个所谓“建立无产阶级社会学的大纲”，并附一个声明，说他今后不再跟罗隆基搞政治了，准备同吴景超等同从事于此事业。有的人并非右派分子，但也对这件事情表示兴趣，附和这个口号，这便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我以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加以分析：既不可把那些并非右派分子的人提出或附和这个口号也一律当作政治问题看待，但也不可把右派分子提出这个口号仅仅认为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阴谋。
右派分子为什么这样热中于“建立无产阶级社会学”呢？大家都知道，无产阶级社会学在世界上已经存在一百多年，传到中国来也已经有了四十年光景了，世界上自从有了无产阶级社会学，才使社会学第一次真正成为科学，而资产阶级的社会学不过是一种伪科学。我们认为划清这两种“社会学”的界限是完全必要的，而目前的资产阶级右派学者却正是想竭力混淆这种界限，从内容一直到名称上。既然无产阶级社会学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早就存在了，而且已经引导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类（包括我国六亿人民）走向了胜利，为什么现在还提出“建立”的问题呢？这不是怪事么？这同在目前情况下还提出社会科学有用无用的问题来一样，理所当然地，要引起人们的疑问。
把有些思想糊涂的人撇开不谈，对于右派分子说来，他们果真是想“建立”（或“充实”）什么无产阶级社会学么？当然不是的。他们这样叫喊，无非是出于以下两个用意：第一，用费孝通的话来说，就是在这个牌子下搞私货，使他们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货色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装，大势所趋，他们不这样做也不行。这一点容易明白，不必多说。我想着重指出的是他们的另一个居心，这就是，他们提出“建立无产阶级社会学”或“新的社会学”的口号来，是为了容易争取那些被他们称做“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人们。费孝通知道，现在仍有一些过去搞过资产阶级社会学而至今对于这一行仍颇有感情的人，这些人知道资产阶级社会学不行，但又觉得并非一无可取，他们也愿意真心学习马克思主义，但又觉得丢掉旧的一套不甘心，“从头来过”太冤枉。总之，他们有动摇性。费孝通对这些人投下了两个钓饵：一是说他们如何如何被轻视，安排不妥当，发挥不了作用，“像是背了包袱赛跑，越跑越慢”，据说这都是因为共产党把资产阶级社会学否定了的缘故，共产党如果不改变对待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态度，这些人就将永无出头之日；其次，是向这些人灌输一个信念：为了争取自己的学术地位，充分发挥作用起见，他们必须同费孝通等共同把“建立新的社会学”的任务担当起来。
“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有它自己的社会学”——费孝通这样提出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已经犯了教条主义，固步自封，“闭着眼睛不解决实际问题”，而资产阶级社会学则有很多长处，善于解决社会具体问题，特别是善于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因此这个社会学只要改头换面前途仍大有可为。“我们现在就是要努力建立这个新的社会学，”费孝通说。怎样建立呢？是要“从若干当前社会问题的具体研究入手，开始从实践里来建立”，这个实践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就是费孝通自己在“知识分子问题调查”和“重访江村”中所做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放火”。但费孝通总是做贼心虚，所以他又再三补充说：“如果觉得社会学这个名称不体面，不妨称为社会调查”。费孝通懂得某些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心理：他们一方面害怕再接近这个不体面的旧社会学，另一方面却又不甘心放弃旧社会学，现在听说有“建立无产阶级社会学”的事业可做，自然就会有人比较放心地跟着费孝通等人走。“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现在究有多少人已经在思想上或行动上上了费孝通的钩，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可肯定的，那就是费孝通等提出的“建立无产阶级社会学”的口号，确实已引起了一些人的兴趣。在这些人当中，除了一些不忘情于旧社会学的人以外，还有一种人是既不懂旧社会学，也不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但居然也相信了他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不能研究人口问题、家庭问题，马克思主义不注重社会调查等，因此须要依靠资产阶级社会学来填补这些空白的奇谈怪论。人们说：怕钓鱼。今天看来，钓鱼的人是谁呢？正是费孝通等右派分子，不是别人。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另一个右派分子赵文璧提出的“建立无产阶级社会学的大纲”。赵文璧在章罗联盟被揭发，他本人也遭到批判以后提出这个“大纲”，表示他已经开始了一个“转变”。实际上他的“转变”仅是形式上的，不过是由罗隆基的“管家”转变为费孝通等的“管家”而已。但他同样地也没有帮了费孝通等的忙，他所提出的“大纲”倒是进一步暴露了费孝通等的阴谋。我们只须指出两点：其一，当费孝通谈到他的“新社会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时，措词原是十分谨慎的，他在表面上也不能不说他的“社会学”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来进行具体社会问题的分析研究的，赵文璧却坦白地说出：历史唯物主义并不能说服人，不能解决社会主义社会里发生的新问题，因此必须恢复社会学，他们的“社会学”包括历史唯物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包括社会学。其二，费孝通在谈到他的“社会学”的使命时，还是小心地掩盖同章罗联盟的“政治设计院”、“政策研究委员会”的关系，而赵文璧的“大纲”却直接指出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他提出今后学术研究机构和社会活动家（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人士）同政府和领导党之间应当有分工，即由学术研究机构和他们这些社会活动家，用“社会学”来调查研究社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供政府和领导党采择执行，而政府和领导党只要听从他们的建议就行了。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费孝通等人的所谓“新社会学”就是直接为章罗联盟的“政治设计”和“政策研究”服务的么？
赵文璧也有一点“功劳”，他的功劳就在于向我们揭明费孝通等人所宣传的什么“建立新的社会学”或“无产阶级社会学”等等，乃是他们政治阴谋的一部分，而不是什么学术问题。当然，我已经说过，有人也提出或附和“建立无产阶级社会学”的口号，或者曾经有过类似的说法和想法，但并不怀着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这不能认为是政治问题，这是可以区分清楚的。有些人，不论过去搞过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或没有搞过这种社会学的，如果他们在学术观点上表示不能同意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某些观点，而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学在某些方面比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更有长处，更能解决问题，这类意见无论在过去或今后，都是可以自由争论的。但右派分子并不是这样，他们是在学术问题的掩盖下来搞政治阴谋，他们实际上都是些反动政客。因此，我们对于这些人所说的什么“建立新的社会学”等等动听的言词，有必要提高政治嗅觉。这不是什么“条件反射”，而是为了避免过于天真，以至上他们的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