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交锋——记京郊火星农业社关于两条道路的大辩论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思想交锋
——记京郊火星农业社关于两条道路的大辩论
本报记者　林晰　杨昌凤
北京爽朗的秋天，农业上的大丰收，使正在忙于秋收的京郊农民感到格外愉快。在这令人喜悦的日子里，昌平区马池口乡火星农业社社员们的思想却很不平静。他们为了驳倒一个叫许瑞的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言论，熬过了十几个深夜。
9月19日晚上，我们赶上了最后驳倒许瑞的辩论会。参加这个会的，有火星社三个生产队的八十多名社员。
半个多月前，富裕中农许瑞，在火星社社员的一次集会上说：“合作化搞糟了；农业社把人管得‘伏伏在地’，社干部提了一串小帽子，爱给谁扣就给谁扣，社员没有一点儿自由。”他的这些话，在绝大多数社员，特别是贫农和下中农社员们听来很不顺耳。
去年，这一带遭受了严重的涝灾。合作社统一使用土地，灵活调配劳力，终于顺利地度过了灾荒。人们回忆说：去年的水灾同1929年、1939年两次大水灾的情况差不多。在那两次水灾当中，有多少户逃荒，多少人家卖了儿女，弄得家破人亡！去年呢？全村没有一户出外逃荒，而且白面、大米也不断吃，还保证了今年的大丰收。
可是，许瑞怎么看待合作社的这些成绩？他说：“要在过去灾荒年呀，我一担棒子（玉米）可以雇个长年工；几斗粮食任我挑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做媳妇。”看，他多么留恋旧社会能雇工剥削人的“好事”！这个年近六十岁的“糟老头子”（有位妇女这么称呼他），还想乘人之危买个大姑娘供自己玩弄呢！他的这些丑恶的思想，激起了已经翻了身的农民的愤怒。他们自然地想起了过去的日子。
毛三，这个在解放前曾经被卖给地主家的孩子，在辩论会上说：“我三四岁的时候，家里没有饭吃，妈把我卖给了北庄阜村王家地主，得了十五块钱。一个多月以后，妈去看我，我偷偷地哭着对她说，还是让我回家跟你一起喝榆叶粥吧。妈妈难过极了，决心借钱把我赎回去。到处托人说情、做保，结果地主要回了三十块钱的赎身钱。解放以后，我家分了地。因为农具、牲畜都缺，一到耕地的时候就到处求人，常常误了事。闹得我紧奔紧不够，慢奔慢不够……入社以后，再也不求人，生活提高了。”这时，毛三问坐在他旁边的马云龙老伯：“你是看着我长大的，我现在的生活和过去比，怎么样？”这位七十多岁的人笑着说：“不是奚落你，过去呀，你哪像个人？现在穿着衬衣，蹬着皮鞋，可是个漂亮小伙子了。”“许瑞！”毛三激动地喊着说，“你说合作化怎么不好？”
“入了合作社就是不如我单干的时候自由，队长叫干啥就得干啥；我老婆病了，社里也不给个钱。”许瑞答腔说。
“你单干的时候雇个工，听你说干啥就得干啥，你倒是很自由，给你做活的人可不自由了。”
“现在这么大个社，没有人统一领导，出工一窝蜂，下地乱哄哄，能行吗？”
“你出工多，劳力强，家里有底，为什么还叫社里给出钱看病？再说，你老婆也不是害的了不起的病。人家毛庆峰老婆生孩子生不下来，社里用汽车送到北京治，花了三百多元；要是没有合作社，把毛庆峰的房子带地卖了也抵不上。”
这些话驳得许瑞没话可说，但是他并不服气。又说什么“合作社把树砍了，把地荒了”，“青年人娶不上媳妇”……真是这样的吗？人们反驳他说：到会的青年人，除了不够结婚年龄的以外，差不多都成了家。个别社员觉悟不高偷砍了树，政府和合作社都及时制止了，为什么把这个也算在合作社的账上？再说，这几年从北京到昌平的公路两边种了多少树，就在这个村边上种的一片树也都长起来了，只是许瑞瞪眼装着看不见。社里把旱地变成水田，粮食增产了，怎么能说是荒了地？
这几年来，人们的生活越过越好，对过去的苦难很少回忆了。他们没有想到今天还有一部分富裕中农在想靠剥削来使自己“发财”。经过这次大辩论，多数人懂得了走资本主义的路就是要把人们拖回人剥削人的社会。用一个社员的话来说：“资本主义思想真是臭得很！”（附图片）
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乡的农民在举行两条道路的辩论会
　本报记者　王志渊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