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雨水蓄起来 把泉水挖出来 把湖水抽上来 开展群众性的水利建设运动 云南玉溪专区改变了十年九旱的困苦境况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把雨水蓄起来 把泉水挖出来 把湖水抽上来
开展群众性的水利建设运动
云南玉溪专区改变了十年九旱的困苦境况
玉溪专区共十二个县，现有耕地二百零二万亩，其中水田一百一十八万亩，旱地八十四万亩，农业人口一百一十六万人。
全区有南盘江、金沙江、红河等三个水系的数十条支流和滇池、抚仙湖等五个大小湖泊，平均年降雨量约一千公厘，但80％集中于夏秋两季，冬春缺水。水利资源是很丰富的，水利基础却很落后。1950年全区有灌溉设备的稳定水田仅二十万亩，大部耕地靠雨水和长流水灌溉。靠近河湖的地方，每年插秧时都发生争水械斗打死人的事件；距河湖稍远的地区，则“十年九旱”，只得求神祭鬼，等雨栽秧。农民长期处在“栽三个月，收三个月，吃三个月”的贫困状态。1953年初完成土改以后，每年都兴修了一些小型水利。1956年初基本完成高级合作化，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鼓舞下，在上级党委的具体指导下，我们贯彻“民办公助”的方针，在全区开展了史无前例的群众性的水利建设运动。仅1956年冬到1957年春，就出动民工七百零七万工日，技术工六十万工日。总计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全区共出工一千五百万工日，兴修了中小型水利工程一万三千多件（其中能灌溉三千亩以上的中型工程十九件），安装抽水机一百一十九部，做到了县县有水库，乡乡有坝塘。因此，全区稳定水田扩大到八十万亩，相当于解放前的四倍，80％稻田在一般年景下可以保证按节令栽稻，单这一项，估计每亩即可增产稻谷七十斤；加上其它措施，预计1957年全区稻谷每亩产量可达六百二十八斤，比风调雨顺的1952年（每亩四百六十二斤）增产35.9％。粮食总产量可比1952年增长41％，每一农业人口的粮食产量由1952年的五百一十四斤提高到七百一十八斤。
几年来在发动群众，开展水利建设运动中，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明确水利是农业基本建设的中心，在全体农民中树立“向自然要水”的思想。1955年冬，在宣传讨论农业发展纲要中，我们根据省委提出的“水利是我省农业基本建设的中心”的指导思想，在全区农民和干部当中算了水利账，对比了旱地与水田，旱地与水浇地、雷响田（下大雨才能栽秧的田）与稳定水田的不同产量，用前两年因为兴修了一些水利而取得显著增产效果的一些事实，来教育和启发广大群众兴修水利的积极性。
（二）因地制宜，从各方面开发水利资源。在逐步摸索中，我们根据云南地形复杂，雨量集中的特点，总结了群众的经验，提出“把雨水蓄起来，把泉水挖出来，把湖水抽上来”的口号，提倡以小型为主，因地制宜，运用多种形式，充分利用水利资源，发挥群众的智慧，创造了花钱少、收效快的办法。山区提倡“开荒开到那里，水利修到那里”“田有多高，水要多高”，用在山坡上挖塘，沿山开沟，拦阱打坝，架橺槽渡水等办法。在坝区采用打拦河坝，挖走河水，打梯式坝，修水库，采取“长藤结瓜”（沟渠引水与坝塘蓄水相结合）等办法，充分利用河湖水源，既可抗旱，又可防洪。
（三）克服“官办”思想，贯彻“民办公助”的方针，依靠群众，勤俭办水利。合作化以前，兴修水利多靠国家投资或贷款，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由于教育不够，助长了干部和群众依赖政府“官办”水利的思想，一动工就伸手向上级要钱；有的农民甚至认为修水利是“帮政府办事，敲钟吃饭，盖章拿钱”。随着水利运动的开展，越修越多，且越往后工程造价越大，在客观形势逼迫下，两年来我们不断扭转干部的“官办”思想，教育群众依靠自己的力量办水利。高级合作化以后，为民办水利创造了有利条件。今年兴修水利中土方工程一般由合作社负担，技术工人的工资、工具器材等除国家适当补助外，也尽量由合作社自己设法解决。这样就发挥了各级党委和合作社多方筹措水利经费和勤俭办水利的积极性。去年和今年兴修水利中，大家都精打细算，想各种办法提高民工工效；能不雇用技术工的就尽量不雇用；用自采原料（如自己烧石灰，打石头、伐树，自己加工火土，代替水泥等），利用废料，自带自制工具等办法，尽量节约工具器材开支。如昆阳县新于乡，用以上办法修了一个能灌溉四千亩的小水库，造价仅一万三千元。县和乡也采取了清理乡政节余经费和剩余的土改果实，组织公房、水租等收入，有计划地抽用乡自筹经费、合作社的公积金等办法，多方开辟财源。现在，除山区外，一般灌溉三千亩以下的小型水利工程，都由群众自办；中型水利，如果合作社力量不足，由国家在器材原料方面给予适当的补助。
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办水利，还必须解决合理负担的问题。开初，有些地方采取“大变工”的办法，群众认为是支差，劳动不积极，认为“反正干不干都算一个工”，产生了出工迟、收工早，吃烟多、做工少的不良后果。经过总结，现在一般采取直接受益与间接受益的合作社按比例负担，受益区对非受益区“借工还工”、“借方还方”或“借方还钱”等办法进行劳动互助。合作社内部则比照农业生产定额制定水利工种的劳动定额，推行包工制，实行水利工分与农业经常劳动的工分统一分配（如果当年水利出工过多，分配后不能保证增加收入，就移一部分工分到下年分配）。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劳动效率，保证工程质量，而且可以把群众兴修水利的积极性巩固起来。
（四）妥善安排劳动力，贯串全年地进行水利建设。云南过去的习惯，修水利都在春季进行，往往由于勘测和计划不周，到春耕紧张时形成“骑虎难下”，不是使工程半途而废，就是影响春耕质量，招致当年农业减产。经过几年摸索，找到了常年勘测，常年准备，常年施工，冬季突击的规律。合作社每年在制定生产计划和劳动计划的同时，制定水利计划，除春耕和秋收季节集中力量进行田间劳动外，冬春两季可以拿出10％—15％，夏季5％—8％左右的劳动力修水利，以保证兴修水利和经常的农事活动两不误。许多合作社并根据生产计划和水利计划组织了常年水利工程队，包干负责，平时负责进行一些主要工程，冬春两季则成为施工的骨干。
（五）将技术教给农民，培养群众性的水利技术队伍。随着水利建设的发展，需要有一定的技术力量才能保证水利工作继续前进。解放初期，全区只有水利干部三人，1954年，我们修一个坝高八公尺的水库，就得请省里设计，土壤要送到重庆、北京去化验，拖了一两年不敢施工。几年来我们在上级的帮助下采取老手教生手、师傅带徒弟、开办短期训练班、工地技术讲座、组织参观、留学等办法，将工程任务和施工计划交给群众讨论，使科学技术与农民的经验相结合，逐步培养了一支有六十名技术员和三千名不脱产的农民水利技术员和辅导员的技术队伍，各县水利辅导员同各乡农民水利技术员，保持密切联系，形成水利技术指导网。今年和明年已施工和即将施工的三十五件灌溉三千亩以上的工程，坝高都在二十公尺以上，有三十四件都由专区水利工作队负责勘测、设计和掌握施工；灌溉三千亩以下的小型工程，一般都由县的水利技术员协助农民水利技术员选择地形，掌握施工。
（六）党委亲自领导，全党办水利。几年来，我们深刻地体会到：要开展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水利建设运动，必须有较为周密的计划，必须对群众进行艰巨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还必须组织各方面的力量给予配合支持，党委不动手是不行的。为了加强水利工作的具体领导，我们在专、县、区、乡都建立了水利办公室或水利委员会，县一般有二—五个县委委员分管水利，由书记之一负责领导，有的县在冬春季节，为了突击修水利，采取县委分工包区，区委分工包乡，支部分工包社，层层包干，具体负责，从勘测设计到计划施工，都是党委研究布置，较大工程由党委直接掌握施工，因而能逐步加强计划性，克服盲目性，保证工程质量。不少县、区、乡干部在水利工作中与群众同吃、同住，带领群众爬山涉水，寻找水源，勘察地形，与农民一道挑水筑坝，许多支部书记和党员则亲自率领民工上工地，直接鼓舞了群众，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几年来，我们虽然在水利建设上取得一些成绩，但缺点是很多的，最主要的是对全区的自然条件和水利资源的底子摸得不清，对上游与下游，开发水利与水土保持、灌溉与防洪、蓄水与排涝方面缺乏通盘的考虑和规划；兴修水利中突击性很大，往往只顾眼前，不考虑长远，以致盲目被动，浪费很大，有的地方甚至破坏了国家的资源。这是必须努力克服的。
根据现在已有的资料，我们计划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兴修可灌溉五十四万亩的中小型水利。这一计划实现后，1962年全区粮食作物平均每亩年产量可达八百一十斤，另计划将旱地变水稻几十万亩，全区粮食总产量将比1957年粮食总产量增长41.4％，农业人口每人平均可有粮食九百斤。
　云南省玉溪地委书记　刘世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