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发大鸣大放　引导大争大辩 内江三级干部会分清农村大是非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启发大鸣大放　引导大争大辩
内江三级干部会分清农村大是非
据四川日报消息：　中共四川内江县委于9月12日到24日召开了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会上，通过两条道路的大辩论，使到会的三百五十六个干部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和锻炼，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为领导全县近六十万农民展开大鸣大放大争，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会议开始，部分领导干部怕放了不好收拾，怕惹火烧身；基层干部怕放了以后，成为批判的典型，工作差的干部准备到县上来受批评作检讨，总之，干部顾虑重重，不敢大胆鸣放。中共内江县委研究了这些思想情况后，由县委书记作了整风动员报告，与会干部根据报告进行了反复的讨论，解除了顾虑，大鸣大放生动活泼的展开了。他们贴出许多大字报，并用座谈会、个别谈心等方式发表意见，做到了畅所欲言。县委将五天中鸣放出来的意见归纳为二百四十六条，对其中大部分正确的意见表示诚恳接受。对有关政治方向的错误的言论，引导大家展开了大辩论。
农民生活有很大改善
在辩论会上，中共杨柳乡二分支部书记吴锡林说：“农村越来越不好，农民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很多党员都想离开党。”
这些话引起到会干部的愤慨。安仁乡干部陈顺祥马上站起来驳斥：“你简直在胡说，国民党只管收粮、拉丁、派款，不管老百姓死活。解放前，我家佃地主的地种，每年去了地租和苛捐杂税，就没吃没穿，父亲有病没钱医拖死了，妹妹没吃的饿死了。没办法，我三兄弟就住在高梁场火神庙的屋檐下，睡湿地，盖蓑衣，过着不像人的生活。共产党来了，完全变了，先是贷给我们豌豆、胡豆吃，把我们一家救出来，接着又分土地、分果实，使我们安了家。现在我家有五间大瓦房，好几床花被子，四、五只架子猪，大人都穿上工农蓝布的衣服，小孩都穿上花衣服，不是共产党哪来的这样好日子呢？我一辈子忘不了共产党，我的子孙后代也忘不了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一切。谁说不要党的领导，我就跟他评理。”
过去是个雇工，现在当了社长和中共同富乡分支部书记的唐泽光说：“我今年六十多岁了，过去的苦日子我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丁丑年人饿得一条条的，农民扯地主的麻叶吃，还被地主捆起来，逼着写
‘罚字’，这些苦日子你们年轻人都没有看到过。共产党来了怎么样呢？没有吃，贷粮，没有钱，贷款，还不起就缓期，对最困难的还救济，这难道不比国民党好吗？你们身在福中不知福，反而还说党的坏话，那能行呢？”讲着讲着他的眼泪涌出来了。最后他说：“我为了不让我的子孙后代忘掉过去的苦日子，我已经把我家解放前穿的襟襟、褛褛，补巴盖补巴的衣服放起来，经常拿给他们看，叫他们知道我过去吃的啥，穿的啥。不信，你也可以去看看我的那些烂东西。你说，很多党员都要离开党，这完全是造谣，我就永远不离开党。”
通过这样回忆对比，干部们都提高了觉悟，纷纷批判吴锡林不要党的领导的思想。在大家的帮助下，吴锡林也承认了自己是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恶意地攻击党。
合作化制度无比优越
凤鸣乡武装部长李国元（共青团员）发表了对合作化和统购统销非常不满的意见，他说：“合作社没啥优越性，我们乡有70％的社减产，30％的社保产；国家征购太多，人没吃的，猪没饲料，生产肯定搞不好。”
他的话刚说完，中共凤鸣乡支部书记洪宝玉就起来驳斥他：“你说合作社减产是从那里调查来的？”他说：“群众反映”。洪宝玉又问：“那些群众反映？”可是他讲不出来。洪宝玉接着说：“你没有调查，我倒调查过。去年咱乡实现高级农业合作化后，农业增产比那年都多，粮食亩产七百多斤，甘蔗亩产八千多斤，全乡四十三个社，增产10％以下的一个，增产10％—20％的二十二个，增产20％—40％的十八个，增产40％以上的二个。二千三百九十多户社员，增收的就占二千三百一十七户；保收的十五户，减收的只五十九户，但是经过社上照顾，他们的生活也不坏。今年虽然有点自然灾害，但是80％的社仍然增产。农民说，入了社吃粮多，买布多，你说吃粮少，买布少。新华、凤祥等社最近明明增加了几十只猪，你偏说减少了猪，到底是何居心？”
张家乡新春社社长马朝炳说：“合作社到底好不好，从我们社的生产、生活、贷款上也可以看出来。1956年春天我们社有几十户社员向国家贷款二百多元，作为生活费。但同年实现了高级合作化以后，由于社里增了产，就没有一户贷款的了，而且有50％的社员还有余粮，其中较多的马朝海家至今还有老谷子五百斤，老包谷三百斤。这不是合作社的优越性是什么呢！”
留粮不是不够而是有余
在辩论李国元提出的“征购太多，人没吃的，猪没饲料”的论点时，采用了算大账与算小账相结合的办法。1954年全县每人平均留粮五百七十三斤（包括种子、饲料，下同），1955年六百一十一斤，1956年六百三十五斤，生猪也随之增加数万头。中共永东乡支部书记卿光泽又用本乡的事实加以证实，他说：“根据我的调查，照目前的留粮标准，口粮不是不够，而是有余，农民生活苦，完全是瞎话。我们乡三星社四十七户社员，今年打谷时，有四十三户有老谷子，少的一、二百斤，多的三、四百斤。幸福社四十一户中，有三十六户有陈粮食，其中有八户在三百斤以上，就连五保户尤少琴也有陈粮食。根据各社估产，今年每人分粮仍可以达到五百三十六斤，比去年略有增加，比三定留粮标准四百二十斤，还多一百一十六斤，这怎能说留粮标准年年降低了呢？”中共椑木乡支部书记张永祥说：“粮食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我们乡二十四社隐瞒田土面积二十一亩八分，原来应供应二千多斤，查出后应统购五千多斤。李国元也与这些社员一样，光顾个人，不顾国家，想把粮食自家吃完，这真是十足的个人主义。”
后来，中共凤鸣乡支部书记洪宝玉问李国元有什么不同意的意见，他自愧地说：“我家是老上中农，岳父是个反动富农，我受了资本主义的毒，虽然我当了干部，吃人民的饭，可是我的立场总站在资本主义那面，这次给我洗了个澡，我要坚决克服资本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