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星火农业社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 工作组注意发动群众取得成绩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北京星火农业社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
工作组注意发动群众取得成绩
本报讯　北京市东郊区星火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8月中旬，由大鸣大放转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辩论阶段。在九个生产大队中已经举行了六十多次辩论会。有的辩论会开得好，如第四生产大队讨论的合作化优越性问题，第五生产大队讨论的蔬菜统购包销问题，正反面两种意见在会上展开了自由争辩，最后正面意见有理有据地驳倒了反面意见，通过辩论使农民们受到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这个社进行大辩论的经验证明工作组必须注意下面四个问题。
要和农民生活在一起
工作组同志要和农民生活在一起，深入地了解农民的思想情况，不要让汇报、整理材料、统计数字束缚住。要和农民一起劳动，因为有时候在会议上了解不到的问题，在劳动中可以了解到。有的农民不惯于在会上谈话，在地头上、炕头上和他们接触中，可以听到更多人的心里话。工作组同志掌握了农民的全面思想情况，就便于启发、诱导他们进行辩论。星火农业社工作组在转向大辩论期间，曾连续发下十多种调查表格，有“鸣放问题分类综合表”、“参加会议情况表”、“辩论会出席发言情况综合分析报告表”等等，这些表格有些是不必要的，可以精简掉。各生产队工作组同志为完成这些调查表格，要用去几天的时间，必然会影响发动群众开展大辩论的工作。目前，只有第七生产大队工作组完成全部表格的统计工作。可是他们由于把主要精力陷在整理材料和统计工作中，忽略了发动群众的工作，在转入大辩论阶段以后，七天多没有开过一次会，后来虽然开了两次辩论会，但是并没有辩论起来，显然他们工作开展得就比其它组迟缓。第五生产大队工作组把主要力量用在发动群众工作上，除了用各种会议形式启发群众进行辩论，还在日间和农民一同下地劳动。有时候就在地头上利用休息时间，不拘形式的开起小辩论会。一些在大会上不好意思发言的妇女，也都畅所欲言的说出心里话。有的群众还出主意、提意见，帮助工作组同志研究、准备下一次辩论会。
让农民自己出题目
出题目辩论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由工作组出题目交群众讨论，一种是让群众自己出题目。星火农业社工作组对于哪些问题该辩论，如何辩论，都先跟积极分子商量。经过商量，积极分子会把他们认为最突出的问题提出来。他们排列问题的次序可能和工作组原来想的不一样，可是他们放在前面的问题，是他们感到重要的或考虑成熟的、有把握的问题，在辩论中也就比较容易地用正面意见驳倒反面意见。第五生产大队有一次会议，工作组原准备在会上讨论蔬菜统购包销问题，可是群众从会议开始便自发地讨论起多留自留地好不好的问题，会上正反面意见争执许久，最后把一些多留自留地的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批判得体无完肤。会后研究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有一个富裕中农小队长，在大队长纵容下，一再强占社里的地，最近又把一块玉米地收为己有。群众对他这种破坏公共利益的行为早就感到愤恨，私下酝酿得很充分，实际上就是群众在下面早就自发地作好准备，俟机同他评评理。这次辩论会如果工作组能够主动地再作些准备，必定会开得更好。以后，工作组在每次辩论会前都和积极分子一起商量辩论题目，然后把问题告诉群众，并且由党团员、积极分子去开一些炕头会、地头会，鼓动有不同意见的人在会上讲话，使群众在会前就议论纷纷，经过充分酝酿，以后一次会比一次会开得好，到会的人也非常踊跃。
工作组不能包办代替
市、区派下乡的工作组，是协助农业社党组织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因此在工作中要时常注意防止包办代替，要注意培养本地干部民主作风，和树立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星火农业社工作组下乡以后，发动群众进行大鸣大放，同时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及时处理了群众提出的一些问题。群众目前普遍感到工作组这次下乡真解决问题，但是也有人想到将来工作组走以后怎么办？本地干部能不能继续做下去？产生这种顾虑的人，在鸣放座谈会上或辩论会上发言就不十分爽快。后来有些生产队的会议，改由分支书记、生产队长主持，群众提出的问题如何解决的，也由他们在会上做交代。这样，解决问题时是工作组和本地干部共同商量办法，并由本地干部向群众作交代，逐渐改变了群众的看法，认为支部书记、生产队长真能解决问题，群众参加运动的情绪便更加高涨。本地干部也确实比工作组同志具备更多有利的条件，比如他们对本地情况熟悉，便于联系实际，他们讲话又很通俗、生动，群众容易接受。
培养积极分子
培养积极分子是开好辩论会的关键问题。一般青年人顾虑少，热情高，运动开始的时候非依靠这些人打开局面不可。例如第五生产大队有几个共青团员，过去一向反对领导上的官僚作风，反对破坏蔬菜统购包销等坏行为。他们在辩论会上立场站得稳，肯带头发言，而且尖锐。经过他们给接火，大家就辩论起来，因此对这部分青年积极分子，必须注意教育和培养，使他们发挥带头作用。也有一些积极分子不是运动一开始就显出来的，他们多是富有生产经验在群众中威信又较高的老农民，他们在大辩论中的态度对群众有很大影响。但是当运动深入，真正决定问题的是这些人。第五生产大队在批评一个富裕中农小队长多占社里地的时候，平时不爱讲话的老农杨方发了言，那个小队长就是当着他面强占去社的玉米地。他揭露事实，有理有据，义正词严地批驳了那个小队长自私自利行为，批评了纵容他的大队长。群众一面听他讲话，一面连连点头，都说该批评，那个小队长在铁的事实面前，无法进行抵赖，不能不向群众低头认罪。对这样的积极分子，工作组尤其要注意发现和培养。第五生产大队由于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才使大辩论逐步深入，并且在辩论中把大多数农民团结在党的周围，形成一支保护农业社利益、保卫社会主义的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