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工作必须实行计划化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出版工作必须实行计划化
陈克寒
出版界的右派分子曾彦修、蓝钰、彭子冈等人，都竭力反对出版事业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化。他们认为：计划化“把个人的积极性限死了”；“选题计划根本不必要”。蓝钰故意把解放以后的出版工作描绘成“矛盾百出”、“笑话百出”，并且把它归咎于出版事业的计划化。他们特别攻击纸张的计划供应制度，提出所谓“自由买卖”、“自由出版”的荒谬主张。
应该承认，过去和现在出版工作是有许多错误和缺点的。这突出地表现于对于书籍的质量的提高不够重视，并且时常出现一部分书籍积压或不足的现象。这种现象有些是由于整个国家物质文化基础薄弱和工作中缺乏经验等客观原因造成的，是一时难以完全避免的。但也有些是由于我们思想作风上存在着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毛病，不注意研究党的宣传教育方针，了解著作界翻译界的情况，调查国家和人民对于书籍的实际需要，因而计划工作作得不好，或者计划化的要求过高过死过严，在执行中缺乏机动性、灵活性所致。这是应该努力改进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实行社会主义计划化，采取放任自流办法，那末，书籍的积压和脱销一定会更加严重。回顾解放以前，当我国出版事业处于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时，才真是奇缺大滥，就是最好的证明。
无论如何，出版工作的计划化，成绩还是主要的。它使我们能够根据党和国家一定时期的政治任务和宣传教育方针，有计划地按比例地有重点地出版书籍，发展科学和文化，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并且合理地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国家和人民对于书籍的需要经常地是多方面的，但各个时期又有不同的重点，这，我们基本上照顾到了。除了一般地出版各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书籍以外，在解放初期，我们大量地出版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的书籍；1953年开始，我们增出过许多科学技术书籍；1956年以后，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导下，我们增出了古今中外学术著作和文学著作，推动科学文化的繁荣。它使我们迅速地建设起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1956年书籍的印行数量比1936年增加了九倍，这套出版机构能够把它们出版印刷出来，并且广泛地发行到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手中。要不是我们实行有计划的建设，是不可能办到的。
右派分子否定出版工作计划化，反对出版计划和选题计划，强调所谓“民主”“自由”，提倡读者要什么出什么，其目的，是要否定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使出版工作处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无政府状态，以便倾销资产阶级的私货，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
党的领导许多方面是要通过经济建设计划和文化建设计划来实现的。出版计划和选题计划体现了书籍出版的方针和目标，安排了各类书籍出版在品种上、数量上的比例，并且对于书籍的内容和质量提出一定的要求。当然，这种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常常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作某些必要的调整。没有这种必要的计划，发挥它们的指导、控制和调节作用，书籍出版就会失去方向和目标，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也就没有保证。
在阶级社会，一般讲，书刊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为巩固特定的社会的经济基础和它的上层建筑服务的。因而体现在书籍的出版上，从来就只有相对的自由，没有绝对的自由。毛主席说过：“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中国的全部出版史，证明了这个论断的正确。在封建社会，帝王贵族可以有以国帑出版歌颂封建统治书籍的自由，而民间出版的书籍稍一触犯封建统治者的尊严就被列为禁书。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市场上泛滥着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以及宣扬封建迷信的“劝善书”和诲淫诲盗的黄色书刊，而马克思主义科学著作和进步文学作品却没有或很少出版的机会，而且在已经出版以后还常常遭到查禁。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人民有了最广大的出版自由，资产阶级也享受到了他们可有的那一部分出版自由。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当资产阶级右派发动反共高潮的时候，他们竟然篡改了光明日报、文汇报、新观察以及其他不少刊物的政治方向，湖北人民出版社的右派分子打算出版“江湖奇侠传”，而文汇报还为之大吹大擂地宣传。就是说，他们要扩张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缩小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出版自由，多出宣传资本主义的书刊，少出宣传社会主义的书刊。这就最明显地说明了书刊出版的阶级性，和在出版事业方面所反映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版自由同其他的民主自由一样，应该是有领导的自由。而要实现领导，就要实行必要的计划和控制。
读者的需要是出版机关应该经常地考虑到的。所以，我们总是提倡出版机关和发行机构调查读者真实的需要状况。但是，读者有许多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具有不同的思想和感情，他们的需要是不同的。读者的需要多数是合理的，但也会有不合理乃至不健康的部分。前一个时期，当天空中乌云乱翻的时候，某些右派分子和某些受到右派迷惑的青年，曾经提出要求国家开放禁书。所谓禁书是什么书呢？据我们所知道，解放以来，国家比较大量地查禁的一批书籍，就是旧社会所遗留下来的黄色书刊。这种书刊会毒害青年的灵魂，戕害身体健康，勾引他们走上腐化堕落的道路，乃至败坏社会公德，破坏公共秩序。政府为了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查禁这种黄色书刊是完全必要的。他们要求开放禁书是错误的。对于这种不正当的要求不应该予以满足。由此可见，读者的需要是我们应该考虑的一个因素或一个方面，但还不能作为书籍出版的全部依据，我们还必须同时研究国家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要求和党的宣传教育政策。在我们的国家里，国家的利益和要求同绝大多数读者的利益和要求，是基本上一致的。但是，在有的时候，一部分读者的利益和要求即使是正确的，也可能同国家的需要和可能发生一定的矛盾。因此，党必须加强对于书籍出版的领导，并且通过必要的计划来实现这种领导，而不能采取“读者要什么出什么”的放任自流政策。
右派分子反对出版工作计划化，还在于企图把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改变成为资本主义的出版事业，以便为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服务。几年来，出版事业的建设，虽然有某些不合理或不恰当的地方，但它是配合着国家的计划经济建设有计划地进行的，基本上适应党和国家的宣传教育以及人民文化生活的要求。在这套新型的社会主义出版事业中，地方出版社和专业出版社占有重要的地位。旧的资本主义的出版企业也已经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成为我国整个出版事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右派分子认为这一套出版事业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和“积极性”，使他们不能高兴出什么就出什么，自由地倾销私货和散传毒素。因此，他们反对计划建设，要求离开社会主义的轨道，开放“自由市场”，成立不受党领导的所谓“同人出版社”；或者把现有的出版事业根本打乱，压缩一批，裁并一批，恢复和建立一批私营出版社。就是说，要恢复资本主义出版事业，削弱以至最后消灭社会主义出版事业。谁都知道，书籍是强有力的宣传教育的工具，出版社是重要的文化教育机关。在人民民主国家，这种事业必须由党和国家领导和掌握，以便为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解放初期，北京、上海等地，曾经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私人经营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出版社，历史证明它们不能适应建设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的要求；而且其中绝大部分由于他们的剥削阶级立场和唯利是图观念，出版了大量的宣传反动的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书籍，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因此，它们不得不接受改造或被淘汰。在今天，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资本主义所有制已经改变，资本主义在我国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已经发挥完了的时候，右派分子竟然企图恢复资本主义的出版事业，这除了说明他们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想要扩张资本主义思想的宣传，使得社会倒退以外，再也得不到其他解释。
右派分子特别激烈地反对新闻出版用纸的计划供应制度，要求纸张的自由买卖，以便进行投机倒把，掌握出版的物质资源，扩大资本主义宣传，打击社会主义思想阵地。宪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这里所说的公民是包括处于过渡状态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内的。国家对于他们的出版自由也是提供了一部分必需的物质条件的。资产阶级的学术著作和文艺著作得到出版的机会；资产阶级的报纸刊物也得到了国家的纸张的配给。自然，由于中国是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是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也由于中国的纸张资源不足，对于他们的纸张供应不能不有一定的限制。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认为这个措施对于他们十分不利，限制了他们宣传资本主义的“自由”和“积极性”，因此，千方百计地图谋推翻纸张的计划供应制度。当文汇报篡改方向大肆放毒的时候，他们一面在纸张问题上大做文章，一面故意无视政府的规定，任意增加篇幅和份数，破坏纸张计划供应和报刊计划发行制度，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他们懂得，必须首先冲破计划供应制度，掌握纸张资源，才能完全篡夺社会主义出版事业。
从这次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中可以看到：他们是企图首先夺取文化教育界的领导权，掌握思想宣传阵地，以资产阶级思想来影响人民，改变人民的精神面貌，为他们的反革命复辟打下思想基础，然后在中国这样一个六亿人口的国家来一个“匈牙利事件第二”，夺取国家的全部领导权，把中国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夺取出版事业的领导权，正是这种阴谋计划的一部分，而反对计划化又是这个阴谋的重要步骤之一。因此，坚持出版工作的计划化和反对出版工作的计划化，反映了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这样严重的斗争中，必须坚定地保持原则立场，明辨大是大非，坚决反对右派对于社会主义思想阵地的冲击。
计划化，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尽管计划化的程度和项目，可以因情况而异，但计划化的原则和基本制度必须坚持。但是有些同志因为阶级立场不坚定，或者政治觉悟不高，对于事情不善于运用阶级观点来分析，把计划化问题看作是一个技术问题，因而在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的斗争中动摇，对资产阶级作无原则的让步，甚至认为今后书籍的出版发行，可以不问内容和质量如何，一律不加控制，这种想法和作法是十分错误的。这说明，我们许多同志的身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因此，不能区别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和无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往往为右派分子的花言巧语所迷惑。经过这次反右派斗争使我们懂得，在原则问题上，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我们应该时刻保持警惕，才不致在大风大浪中迷失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