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发动群众　坚持以理服人 京郊八个试点乡大辩论进入高潮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充分发动群众　坚持以理服人
京郊八个试点乡大辩论进入高潮
本报讯　北京市郊区经过一个月的大鸣大放，目前已转入社会主义大辩论，其中八个试点乡已进入辩论高潮，绝大多数生产队都开过四次以上的辩论会，有些已达到十次以上。多数乡是从辩论合作化问题入手的，也有一部分乡从辩论粮食统购统销问题入手。
经过辩论，广大农民在思想上起了深刻变化，贫农、下中农更加增强了走合作化道路的信心。他们说：这次辩论会太好了，咱们社会主义的大旗保住了；一部分富裕中农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表示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退出合作社的农民带着惭愧的心情，要求入社；反动地主、富农的活动，遭到了严厉的打击，不敢再乱说乱动。
在广大农民社会主义觉悟提高的基础上，郊区农村呈现出一片新气象，劳动出勤率空前提高，据八个试点乡的不完全统计：许多社的出勤率都由过去的80％，上升到90％，有些社还达到百分之百。社员说：“过去干活似绵羊，现在干活赛虎狼”，“过去是活等人干，现在是人等活干”。
相信多数解除顾虑
郊区大辩论的经验证明：和任何工作一样，大辩论中，也必须坚定地贯彻群众路线，发动广大群众参加辩论，才能辩论好。在开始大辩论时，部分地区领导上依靠和相信群众的绝大多数的思想不够，因此领导辩论时，有些束手束脚，结果，不仅广大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也压抑了积极分子的积极性，使积极分子在会上不敢大胆发言。这样，辩论会就辩论不起来。有些地方注意纠正了这一偏向，情况就大大改观。如八宝山乡在辩论合作化问题时，富裕中农杜甫认为：合作化是贫农占中农的便宜。头几次辩论会，总是少数几个人发言，辩论显得无力，杜甫不仅没有低头，反而向贫农和下中农进攻说：“我入社拿了大车、骡子，你们入社拿的什么？你们是光了屁股进来的。”后来经过广泛发动群众，辩论会就开得有声有色，发言极为踊跃，一向开会不发言的贫农赵德宝，也站起来驳斥杜甫说：“你入社拿进大车、骡子，社里并没有白沾你的，而是给你折了价，我们入社也拿了种子、肥料呀！”贫农武洪义说：你入社拿了四条骆驼，两条骡子，一辆大车，折价八百元，你嫌低，后来又重新评价，增至一千四百元。你入社的劳动股金是一百六十元，我们也是一百六十元，这完全是公平合理的，贫农并没有占你的便宜。”贫农武洪志说得更好，“不是贫农占你的便宜的问题，而是你的思想没有解决问题，给你折八百元，你嫌少，增加到一千四百元，你还是嫌少，给你再多，你也是嫌少，你想把车拉出去搞剥削，占人家的便宜。”这时，群众纷纷责问杜甫，究竟谁想占谁的便宜？杜甫在事实面前，理屈词穷，只好承认：贫农没有占我的便宜，是我想占人家的便宜。
当然，要发动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大辩论，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大家有着各种各样的顾虑，特别是对少数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批判时，有些人就说：“咱们都是一家人，将来还要在一块儿干活呢！”因此，某些辩论会在开始时，曾发生各人摆各人的事实，互不交锋的现象。怎样解除这些顾虑呢？有些乡采取了召开“背靠背”会议的形式，即召集这些人开小型座谈会，请他们揭发材料，介绍情况。但是，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到了大会上，有些人还是不敢发言，因此，还必须帮助他们分析、研究材料，从分析研究材料中，提高他们的觉悟，武装他们的思想。赵辛店乡贫农、下中农在揭发、分析、研究了富裕中农、单干户谢德隆反对合作化、拉拢社员退社的材料后，大吃一惊，他们说：“合作化的好处说不完，怎么能让他们搞散伙。”以后在每次辩论会上，他们都是冲锋陷阵的先锋。许多人不仅在会上积极发言，在会后休息、生产的时候，也不放松任何一个机会，和谢德隆展开“小型辩论”或“个别辩论”。当然除了从分析研究具体情况入手，提高群众觉悟外，还要从正面向贫农下中农讲清楚这次大辩论的性质、意义和目的。
以理服人反复论争
郊区辩论的经验还证明：在辩论中，要坚持以理服人的原则，平心静气地摆事实、讲道理，才能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乡是做得很好的，如马池口乡在辩论粮食够吃不够吃的问题时，富裕中农杨秀珍叫嚷“粮食不够吃”，当许多人和她摆事实、讲道理时，杨秀珍不仅不承认错误，反而大闹会场，大骂积极分子，在这种情况下，该乡群众仍然几次三番地通过回忆、对比的办法，和她算清了三笔账，第一笔账是：对比解放前后农民粮食的消费情况，算算目前农民的粮食是多了？还是少了？一算之下，清楚地看到：解放前，马池口乡许多人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如今，已经没有一户吃野菜度日的，不仅如此，绝大部分人家已经把稀饭换成了干饭，而且经常吃细粮。有的农民说：“我这一年把我前半辈子的细粮都吃回来了。第二笔账是：算一算解放以来国家给农民留的粮食是逐年增加了？还是逐年减少了？拿北京市来说：在1956到1957粮食年度，全郊区农业人口每人全年评定三百七十九点一八斤，比上一年粮食年度增加了十六点四一斤。第三笔账是：从够吃的户中间，找出一户情况和他大体相同的和他作对比，比人口，比供应量，比消费量。有一个叫谷淑兰的妇女，就和杨秀珍算了这笔账，她说：“咱们两家供应标准一样，人口也差不多，我够吃，你为什么不够吃？”这样杨秀珍就不再叫喊缺粮了。另外有些地方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采取扣大帽子等简单粗暴的办法，结果错误思想受不到批判，也不能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甚至还会引起不良后果。昌平区平西府乡批判富裕中农刘守贵时，有些人就不是说道理，只是粗暴地要刘站起来，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
放得愈深辩得愈透
郊区的经验证明：要辩论得深，辩论得透，就要让各种错误意见放出来都参加辩论，这样，是非就可以愈辩愈明。赵辛店乡在辩论合作化问题时，中农李全认为：“高级合作化以后，农民的收入减少了”。贫农车旺立即提出反对意见，他说：合作化后，我的收入年年增加。合作化前，我种了五、六亩上坡地，以粮折钱，每年收入不满一百五十元，参加初级社后，收入增至三百三十元，1956年参加了高级社，收入又增至三百七十多元，今年估计会增至四百元。你说：这是收入增加了？还是收入减少了？李全在事实面前，承认了合作化以后粮食收入是增加了，但是他说：农民整个收入减少了，理由是：没有入社以前，可以赶大车，赶一个月大车，收入就是二、三十元，现在这项收入就没有了。杨占先不同意这个意见，他说：“合作化以前，能够赶得上大车的只是少数富农和富裕中农，大多数贫农，那里会有大车？”他认为李全留恋“赶大车”的日子，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思想在作怪。这时，另一富裕中农提出：“李全既非富农，又非资本家，那来的资本主义思想？”贫农郭振华说：“如果照李全的思想，就是不要合作化，让少数人去赶大车，这部分人越干越有钱，大部分贫农和下中农越来越穷，这不正是走了资本主义道儿了，这不正是资本主义思想”。大家都同意这个看法。
改进工作推动辩论
经验还证明：及时按照大家的合理的意见，改进领导、改进生产，就可以鼓舞大家参加辩论的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比如辩论合作化问题，有些地方不仅解决了合作化优越不优越的问题，而且根据群众意见，积极研究改进社、队干部作风以及社、队的管理工作，注意教育和改造不劳动、不服从领导、调皮捣蛋的懒汉、地痞、二流子等人。八宝山乡西街队一、二组已根据大家讨论的结果，制订了一个“爱社公约”，群众很满意。鹿圈乡晨光农业社建立了改进工作小组，对社员提出的意见进行了研究，已经解决了四十三个较大的问题，社员感到提意见顶事，就更加积极地参加大辩论。赵辛店乡群众在大鸣大放中，提出各种改进工作的意见五百七十二条，已经处理或正处理的占90％以上，其中合理的大部分采纳了，正研究改进中；需要解释的也作了解释；属于干部作风问题的有一些已由当事人在群众中作了检讨。同时，还将以上处理情况在广播筒中向群众作了报告，群众反映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