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谈谈文字改革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我也谈谈文字改革
　　李凤莲
工人农民在旧社会里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只有在共产党来了、人民掌握了政权的时候，工农大众才在经济上、政治上翻身，跟着有了可能在文化上也翻过身来。特别是在全国解放以后，党和政府想尽一切办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文字改革就是提高工农文化的一项极重要的措施。右派分子在大鸣大放期中，对文字改革也进行恶毒的攻击，这是不能容忍的。我想从自己的亲身体会来谈一谈文字改革，首先是简化汉字对提高工农文化有巨大作用的事实来驳斥右派分子。
1934年，我刚十三、四岁，在家乡陕北参加革命工作。那时候，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我跟着同志们在打游击的空隙里，挤时间学文化。有一次我写一个“日本帝国主义”的“帝”字，写了一个早上也没有写出来。自己痛哭了一场，下定决心要学好文化。那时候，领导同志给我们讲革命道理，听都听得懂，就是记不牢。心想，要是能记在本子上，随时可以翻翻，该多好啊！学习一个汉字，从认到写，到能用它，是一个艰苦的劳动过程。特别是笔画稠的字，学认还可以，要写正确，实在不容易。我们一起学习的同志，都是一看见笔画多的字就头痛。像“華”“曅”“農”“學”这些个字，第一次碰到它，简直眼睛都看花了。我记得，“共产黨”的“黨”字和我名字里的“鳯”字，就学了好久还没有学好。这两个字，在填写登记表的时候总得写。我第一次自己填表，一个“黨”字写了十来分钟。“鳯”字更不好写，不是缺胳膊短腿，就是把左边的笔画安到了右边。汉字，特别是繁体汉字的难学、难用，阻碍着文化水平的迅速提高，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工作。记得1949年沈阳刚解放，我到沈阳被服厂给工人作报告，介绍劳动模范赵占魁同志的事迹。我事先脑子里想好了内容，怕临时讲不好，打算写一个发言提纲。可是，力不从心，总也写不出。结果，报告就不是那么有条理，没能收到应有的效果。1950年，我接受了党给我的学习任务，幸运地进了中国人民大学预科，开始正规地学习文化。那时候，虽然已经识了不少字，可是学习上还是感到困难。特别是听老师讲课的时候，为了把重要的话记录下来，不知要耽误多少时间，这样也就不能集中注意力听讲了。就是照黑板抄笔记也感到困难：笔画稠的字，写起来总是超出格子，而且笔画越稠，花的时间就越多。往往别人都抄完了，自己还在一笔一画地描。工农出身的同学们心里都有很多话想写，可就是写不出来。学了一个时期，识了些字，也还是写不出来。这种情况，多多少少影响了同学们的学习情绪。心想：在旧社会里受封建地主的压迫，学习不了；解放后有了上学的机会，却由于汉字的繁难，还是学不好。有的学着学着就有些灰心了。1955年开始试行简化字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人民大学，回到工作岗位。可是，我在业余文化学习中，同样感受到了简化字的好处。简化字笔画简单，容易写，写得快。而且简化字大都是社会上早已流行的，不用重新学习，它对年轻人来说好学，对老年人也同样好学。学了繁体字，往往过不多久又忘了，简化字很好记，就像随身装在衣兜里的东西一样，什么时候要用，什么时候就可以拿出来。我常常想，要是“简化汉字方案”早公布几年，我学文化的时间是一定可以缩短的。
我有一个弟弟在家乡种地，解放前他也没上过学。1954年家乡的农业合作化就已经进入了高潮。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农民群众迫切要求学习文化。有一次，我弟弟来信诉苦说，农民在学习中普遍感到汉字难学。他特别提到农村的一些常用的字，像“雜粮”的“雜”，“麵粉”的“麵”，“穀子”的“穀”，“麥子”的“麥”，“農民”的“農”，“鋤头”的“鋤”，等等，都不好写。他问我有没有好的学习办法。后来，我寄了一本用简化汉字印的书给他。他高兴极了，回信说：“这些新字好学得多”。从他后来给我的信可以看出，他的文化程度的确比以前进步得多了。他在信中还埋怨我为什么不早些寄给他哩。
从上面这些亲身经历，我深切地体验到，文字改革对于广大工农群众是完全必要的。
我还记得1956年去匈牙利开世界女工会议，认识了一位阿尔巴尼亚的女工名叫沙尼娅的。当我们互相签名留念的时候，她向我学习写我的名字中的“鳯”字。我细心地一笔一笔地教，她怎么也写不来。我把简体的“凤”教给她，一会儿就学会了。我告诉沙尼娅这是简化字，是解放以后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文字改革工作给简化的。我又教她学会了毛主席名字的简体“泽东”的“东”和“中华”的“华”等，并告诉她现在工人农民正在学习简化字，提高文化；将来还要逐步实行拼音文字。沙尼娅听了很高兴地竖起大拇指来连声说：“毛泽东好，毛泽东好。”从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外国朋友也是赞成我国的文字改革的。
右派分子攻击文字改革工作，并且借这个题目反对党的领导，这是根本违反工农群众的利益的。右派分子恐怕工人农民提高了文化，社会主义就会更加巩固，他们要回到资本主义去就更加困难了，所以他们拼命反对。用右派分子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党所痛恨的，他们喜爱；党所喜爱的，他们痛恨。很明白，文字要不要改革，其实也是一个立场问题。我是工人，我坚决反对右派分子对文字改革进行的攻击，坚决拥护文字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