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老战友——访苏联前抗日志愿航空队队长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苏联通讯

　　我们是老战友
　　——访苏联前抗日志愿航空队队长
本报记者 李何
人和人之间生死的交情是可贵的；一国人民和另一国人民之间生死的交情更是可贵的。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之间有这种交情，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也有这种交情。二十年前，苏联志愿航空员参加了保卫武汉的空战，向当年苦难的中国人民伸出了援助的手臂，正是这种生死之交的一个表现。多年来，我想会见这些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不久前，我才幸运地遇见了这个航空队的队长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格里申科。
格里申科上校，已经退伍。结实的身体，机警的脸孔，晒黑的皮肤，看去不像是一个已经五十三岁的人。他的步伐比平常人缓慢一些，坐的时候左腿仍然伸得笔直，要是他不下坡不上台阶，并不显得是失掉左膝盖以下小腿的残废人。
我瞧一眼他的左腿，问：“战时挂的彩吗？”
“是的，在1942年，”他不无自豪地回答，“这是参加苏联国内战争、中国抗日战争和苏联卫国战争的一生中唯一的纪念。”
“至今我清楚地记得中国。我时刻注意中国的事情。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的时候，我在地图上寻找过江地点，可惜没有详细的地图！在这条中国的伏尔加河的上空，我飞翔过多少次呵！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它的壮阔的面貌。我听说要在武汉建设钢铁工厂，这个消息像在我的家乡建设钢铁工厂一样令我高兴。在那个城市上空，我进行过多少次保卫战呵！听说在洛阳正在盖起一座拖拉机工厂。那也是我作过战的地方。我一向像注意本国事情那样注意中国的事情。”
格里申科热爱中国的心情，使我想起今年年初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访问苏联时，贺龙副总理在莫斯科一个机场上说的话。在检阅苏联超音速飞机的表演以后，贺龙元帅向苏联空军将领说，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苏联志愿航空员保卫武汉的英勇事迹。
是的，抗战初期，上海、广州、武汉……，到处遭受了日本轰炸机的滥炸，苏联志愿航空员狠狠地抑挫了它们的气焰，替中国人民吐了一口气。这一页历史的光辉没有而且也不会随着岁月的迁移而减色。格里申科回忆了当年的情景。
“我们航空员有机会帮助中国人民打击侵略者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想到中国去。我们成为义勇军，经过乌鲁木齐、兰州、西安、洛阳到了武汉。我们每个人都想立刻飞上天空，和日本的兀鹰搏斗，因为它们欺人太甚了。当时日本知道中国空军很弱，只有四百架旧飞机，所以日本轰炸机毫无阻挡地从低空闯进城市，恣意轰炸。
“我们到武汉的时候，日机正想大规模轰炸这个城市。我们肩负了保卫武汉的任务。我在武汉上空受了第一次战斗洗礼。那是1938年4月29日。我们得到了通知：有日本三个轰炸连（二十七架）空袭市空。信号塔上挂起黑旗：全体飞上天空去。飞上天空时，我外表虽然非常镇静，心里极为紧张。全心只想赶快接触日机，打击日机。在机翼下伸展着人口几百万的武汉。我已参加保卫这个城市，使人们免遭轰炸，我内心充满豪迈的感觉。
“第一次战斗的印象永生刻在我的脑子里。我记得：我们在空中布成六层的队列拦截敌机，最高层在六千五百公尺。我在第四层，从高处看到了一连日本轰炸机从东方飞来了。它们以一小时三百三十公里的速度飞着，每架飞机载着一吨炸弹。日本飞行员发现了我们，不敢飞进武汉就把炸弹扔掉，掉过机头就跑。我们扑上去赶。在我们的一阵猛烈射击下，对方的领队轰炸机像泼上煤油燃烧的三合板，着火下坠了。后来知道，在这架飞机上有日本在华中战场的空军指挥官。失掉指挥官的日机，混乱地逃跑了。
“回机场后知道，这一天在武汉附近天空打下了二十二架日机。这是给五一节的献礼。”
在1938年的这些空战中，由苏联志愿航空员组成的这一支空中义勇军，经常以寡胜众。虽然苏联飞机的质量比较优良，苏联航空员的技术比较高超，但是众寡悬殊，空战频繁，战斗是艰苦的。
“有一次”，格里申科说，“我们七架飞机和七十架日机作战。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只能用彼此靠紧的战术作战。战斗空前之长：打了整整四十分钟，我感到非常累，耳鸣、头痛、口干、恶心，直到打败日机，结束战斗，才透了口气。
“有一天，7月4日，我们已经两次飞上天空，打退了日机，击落了其中几架。但是我们的机场上总共只有二十多架驱逐机，而日本在这一线的飞机比我们多八、九倍。他们想纠缠我们，分两三班轮回进袭。我们不换班地守在机场。警报又响了，我们的十二架驱逐机飞上五千公尺的天空去迎击。突然我们看到了三十架日本轰炸机。敌众我寡，可是我们还是勇敢地进攻了。日机被打下了几架，赶紧乱扔炸弹，转身逃跑了。我们也飞向自己的机场。就在这一瞬间，一批掩护轰炸机的日本驱逐机，五、六、七架一群，像骤雨般向我们扑来。我们的汽油和子弹都不多了，我们还是接受了这次战斗，一天四次战斗！我们第四次战胜了，但是我们每个人的气力和神经多么紧张呵！”
“我们当时是为中国人民，为正义而战的，”格里申科说，“现在人民中国已经建立了强大的空军，已经建设了现代化的飞机工厂，这令人多么高兴！”显然，这种高兴不仅因为他为中国人民战斗过，同中国有生死的交情；而且因为他亲眼看见过旧中国曾经怎样处在赤手空拳、任人空袭的状态；因为他在中国和本国亲身体验过航空力量在国防中的意义。
格里申科是一个钳工的儿子。他在少年时代参加了苏联国内战争，不过那是在陆地作战。他从中国回来以后，在苏联卫国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就在乌克兰的热托米尔区迎击来袭的德机。他那一团航空员，除了他个人年过三十以外，全是年青人，没有作过战，然而都是热爱祖国、恨透敌人的勇敢的人们。在头六个月中，他们和敌人保持一比七的纪录，他们每消耗一架飞机，敌人要消耗七架。格里申科自己和他指挥下的年青航空员一样，和苏联一般航空员一样，充满着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坚毅精神。
“有一次，在1942年，”格里申科说，“我们三架驱逐机和德军七架驱逐机遭遇。我们一下子打掉他们的两架。恶战展开了。一刹那间，一架敌机已经衔尾开炮射击。我的飞机被弹片击中了。我在三千五百公尺高空跳伞降落。我的左腿被打断，血流如注。在大约还有六分钟即可到达地面时，我逐渐失去知觉。我知道需要把受伤的腿缠起来，把血止住。但是手边没有绷带。德军“搭救”了我。他们向降落伞射击，子弹打断了降落伞上的几条带子，我拉下来绑腿。落地时，刮大风，我没有气力收拢伞，最后，我放走降落伞时，腿上的止血带也被扯走了。血又开始涌出来了。这时我抓了把由我的血浸湿的尘土塞进伤口。血总算止住了。后来我被救了起来，送到机场。在那里我还对战斗作了部署，才被运到医院去。
“医生一下子给我注射了三公升血。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输血过量或者流血过多都要死亡。我被输血后又活了。这和我平常注意体育，体格强壮，也有关系。过了几个月，总指挥部允许我再上前线。当时我指挥一个师，在第二白俄罗斯前线作战。已经一年没有飞行了。我带着假腿，坐上飞机，开动马达，练习飞行。我必须驾驶只有脚闸的飞机的时候，机械员就把脚闸改装成手闸。”
格里申科一直到苏联卫国战争胜利结束，再没有下过战场，再没有受过伤。1948年复员以后，他想驾驶喷气式飞机。医生一再说服他休息，但他还当了一年半地质勘察队队长，在党的区委会工作了一年。
这位有三十年党龄和军龄的航空员兴奋地继续谈起苏联年青航空员的成长。他们这老一辈的辉煌榜样鼓舞和培育着年青一代的苏联航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