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正道”想到“鲁迅精神”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由“正道”想到“鲁迅精神”
　　葛德
人民日报早已发表过“对坏分子必须实行专政”的社论。15日，又刊布了北京镇压坏分子的消息。一次宣判处极刑的就有七人，据宣判的人说，还有四个已被分别依法处死了。
倘有人学孔乙己的语调来发问：“多乎哉”？我们也不妨回答：“不多也”！决定这多少的不应是数目的大小，而是罪行的实妄。说不多，是从公布的罪行看，个个都死有余辜。这样的人再杀一千也不多。杀人的事，虽不能以多少论英雄，但可以是否有利于人民来论正邪。只要杀得正，就可理直气壮的杀。过去国民党的杀革命者，即使只杀一个，也是多了，邪了。
有人会说此论不合于恕道，大不仁。答曰：虽不入恕道，却也避开了枉道；是正道。而且是大仁。倘认为用坚决严厉的手段，力求消除对于幼儿和无辜者的虐杀，是不仁；那末，面对着血淋淋的幼儿尸体，向杀人犯讲恕道，难道倒是大仁？
倘有人问：这不违背我们一贯强调的说服教育精神吗？回答是：并不！我们还是要坚持说服教育的；但只是对人民。对于已经成为专政对象的坏分子，拳头比嘴巴更有说服力。何况处以死刑的又只是已破获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中的少数呢。
有一个农民对我谈过他改造狗的经验。有一只偷吃的狗，屡戒不改。在一次偷吃了东西以后，这位农民就把它拴在锅台旁痛打。打后，把食物放在锅台上，它又去吃；再打，经过连续地几次痛打，这只狗便再不敢偷吃东西了。我相信这是真的，因为类似的经验还听说过一些；而且，这也还合乎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
狗性尚且能改，何况人性。但要改造坏分子的人性，必先予以坚决的镇压，使之知所畏惧而后果。因为连惨不忍睹的血淋淋的幼女尸体，都不能使他们动心于万一，世上还能从哪里找到使顽石点头的金口呢？
大概是临近了鲁迅先生纪念日的缘故，便由此想到了鲁迅先生的忠告。他是反对对一切残害人民的人实行“恕道”的。他在论到打落水狗的时候，就曾因痛心许多人惑于恕道而陷入枉道，大声疾呼地向人们提出忠告：对害人者不能手软。一直到死，他从未放弃过这种忠告，在他关于“死”的遗嘱中，就有着“我也一个都不宽恕”的大义凛然的警句。这便是指的任何害人民的人。如今，他已离开我们整整二十一年，但回味起他的话来，好像他仍然目光炯炯地督察着现世。
由此所想到的，决不止鲁迅先生的这一忠告。而是由这一忠告所体察出的鲁迅精神。
在国民党刽子手凶狂绞杀革命者，围剿和扼杀革命文化的年代里，鲁迅先生预见到人民终必得势，而残民者必将沦为落水狗，是一种大智；敢于在包围之中，向正在得势的恶狗们宣战，而且明白指出当它们落水以后还要从而打之，这是大勇；能从人们耽迷于恕道的流毒时，举手之间，剥尽一切狗们的假面，脱人于枉道，转人于正道。这是大才。但是鲁迅先生有大智、大勇、大才，又是因为他具有热爱人民，忠于人民和尽全力为人民服务的大仁和大德。倘无这大德，怕就难生这大智大勇大才，即是萌生也复将归于泯灭。那时怕也就没有鲁迅先生这样的人来这样的提出这样的问题了。
我们应当学习的，正是鲁迅先生这种崇高的“正道”精神。今天，有些假名鲁迅信徒的恶棍，从鲁迅精神中剔除先生忠于人民的美德，而只把“反现状”加以绝对化，践踏着人民利益来乱反一通，这其实是对鲁迅精神的阉割，是鲁迅精神的叛逆，是对死者的栽诬。今天，口口声声要求对一切坏分子、反革命、破坏者实行恕道，反对坚决镇压他们的，不又正是这帮“反现状”的恶汉？听信了这班无赖，将如何慰先生的英灵于地下！
学习和发扬鲁迅精神，就必须全心拥护对一切残民者的坚决镇压。高呼人民民主专政万岁！也就是高呼鲁迅精神万岁！爱鲁迅者，都会明白这一点的。而这也正是对鲁迅先生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