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具体顾虑 进行具体教育 中苏友好农业社是这样发动贫农和下中农参加大辩论的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针对具体顾虑 进行具体教育
中苏友好农业社是这样发动贫农和下中农参加大辩论的
本报讯 记者缪宜琴报道：在田头，在场边，在街口，在炕上，到处在热烈地争辩着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这是京郊石景山区八宝山乡中苏友好农业合作社的近日大辩论的情形。这个社在开始进行大辩论时，不仅没有这样热烈，而且许多辩论会开都开不下去，会上只有少数干部和积极分子讲话，社员群众包括一部分贫农和下中农到的很少，到了会的人也不积极发言。
群众的种种顾虑
这个社的群众甚至不少贫农和下中农为什么没有积极参加大辩论呢？他们存在哪些思想顾虑呢？领导上作了研究和分析。
“自己不正如何正人”
一种情况是：部分贫农和下中农对合作化是拥护的，感到自己的幸福和合作化休戚相关，但是由于农民有自私自利、爱讨小便宜的思想，他们也常常出去“抄肥”，如放放羊，打打草，情况严重的人甚至影响到合作社的出勤。因此，当这次大辩论开始时，这部分人就感到“自己不正，如何正人”？自己是理不直，气不壮，抬不起头，伸不直腰，不敢批判别人。
“一家一姓怎好揭底”
另一种情况是：中苏友好社有这样一个特殊情况：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组往往就是一个姓，因此，他们不只是一般的邻居关系，而且还是什么叔侄、兄弟、伯叔、祖孙的关系，尽管贫富相差悬殊，总是一个祖宗，因此，他们就感到：“总是一家一姓的，怎能揭底呢？”“只要我自己一心一意为着社就行了，人家的事何必管呢”？“合作化对别人好对自己不好”
再一种情况是：极少数贫农和下中农在入社后，由于天灾人祸、劳动力不足等情况，生活有困难，向信用合作社贷了款，欠了债，他们没有看清楚自己生活不好的真正原因，只是说：过去单干时不欠债，现在拉下了债，合作化对别人好，对他不好。因此，他们也不积极参加辩论。
解除顾虑的办法
针对以上情况，工作队、乡、社干部采取了召开小型座谈会以及深入田间、里弄、个别串连、谈心等方式，对各种具体思想顾虑，进行了生动的、实际的、细致的、耐心的教育。
首先要认识自己的小非
再批判富裕中农的大非
对于第一种人，一方面提高他们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另方面说明这种错误是小是小非，只要能承认并改正错误，群众是会原谅的。如贫农王玉林过去只顾自己割草出去卖，影响到社里出勤，大辩论开始时，每次批判有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的富裕中农杜甫时，他总是默默地低着头。工作队干部在了解他的思想情况后，就找他谈话，向他说明：合作社社员在外面“抄肥”是不对的，如果你也抄肥，他也抄肥，合作社的活计谁来干？并且向他算了账：王玉林割草出去卖，一天顶多挣不到一块钱，在社里劳动，就以去年年景算，还能挣到一块七角，如果大家都不出去抄肥，在社里好好劳动，还怕不超过一块七角吗？另外，也向他说明这些错误是小是小非，和富裕中农杜甫闹退社、拉社员退社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不能因为自己有点小是小非，就弄不清大是大非，而应该承认、改正自己的缺点，同时这次还要好好批判杜甫。后来，在一次小组辩论会上，王玉林又当众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群众很满意，他自己的包袱也解开了。
两条道路水火不能相容
一家一姓也要辩个分明
对第二种人：除进行一般的阶级教育外，主要向他们提出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因为是一家一姓，不愿参加辩论，对不对？说明我们要走合作化道路，他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条道路像水和火一样不能相容，因此，不管是什么至亲骨肉，只要反对走合作化道路，我们就应该批判他。贫农李文和在批判富裕中农李士忠时，不愿发言，工作组干部就通过回忆，对比，启发他的阶级觉悟，对他说：“在合作化以前，你连玉米面窝窝头也吃不上，日子过得挺困难，李士忠呢？有大车，有骡子，有吃有喝。他亲眼看见你上顿不接下顿，可是他管你了没有？并没有给你一粒粮食，还不是他享他的福，你受你的罪。现在合作化了，你有穿有吃还有余，你如果不批判他的资本主义思想，他要搞垮合作社，还不是他享他的福，你受你的罪。”这一来，李文和的脑子想通了。在这部分人中，除进行这方面教育外；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你一个人走合作化道路，不批判资本主义思想，究竟能不能搞好合作化？在这方面，对新下中农王海泉的教育是一个典型例子：王海泉一家六口，入社时一粒粮食也没有，入社那天，合作社干部背了一大袋粮食送去，几年来，生活年年提高，去年一年收入八百多元。他知道合作化好，可是他就是撕不破情面，工作组干部在向他进行教育时，举出邻乡古城乡“七一”农业合作社的例子：该社有一个富裕中农资本主义思想严重，去冬今春，闹退社闹得很凶，把牲口也拉出去了，在他影响下，别的富裕中农也闹退社，拉牲口，严重影响到合作社的巩固。这不正是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没有受到批判的结果吗？这一事实，使王海泉认识到：光我一个人干是不行的，还得批判资本主义思想。
引导回忆对比帮助算账
穷人都沾了合作化的光
对第三种认识模糊的人，主要也是通过回忆、对比，帮他算账。如贫农武玉贵媳妇肚里长了瘤，信用合作社贷给他四百元，才在北大医院开了刀，治好了病，但是却拉下了债。工作组就帮他具体算一算：这个债是怎样拉下的？是不是合作化让他拉的？武玉贵一共十五亩地，合作化前，每亩地能打一石粮食，共打十五石粮食，好坏粮食，每石以十五元算，共二百二十五元，加上有时种点经济作物，顶多超过不了五百元。入社后，二个劳动力去年一年就挣了八百多元。收入不明明增加了吗？要说拉债，研究拉债原因，是你媳妇生病拉下的，你说合作化对你没好处，其实如果没有合作化你媳妇生了病，还没处借钱呢？这不正是合作化的好处？经过这样算账、对比以后，武玉贵不仅认识到：拉债并不是合作化让拉的，相反的，不是合作化，媳妇的命不知是否保得住呢？顾虑一解除辩论展开了
当群众解决了以上各种各样的思想顾虑以后，参加大辩论的积极性就空前高涨起来，原来开辩论会，发言人数不到30％，现在80％以上的人都能积极发言了。贫农王玉林在解除顾虑后，每次会议上，都能理直气壮地批判杜甫，一次，他批判杜甫说：“牲口入了社，还天天去摸摸是瘦了，还是肥了，其实心里是想拉回去呀！”杜甫反驳说：“我这是爱护公共财产嘛！”王玉林连忙说：“嘴巴上说得好亮堂呀！其实完全是鬼话，如果说是爱护公共财产，满地庄稼，你怎么不爱护？满棚牲口，你又为什么单单爱护你那一条。”这一席话，将杜甫驳得哑口无言。群众不仅在会上和他们辩论，在田头、在场边、在街口、在炕上，到处和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言论展开了辩论。过去群众称呼为“退社义务宣传员”的富裕中农李士忠，有一天在自己自留地里干活，李广林、王振阳等十几人在社里劳动，看到了李士忠，就在休息时，将李士忠叫来，大家坐在田头上，给李士忠算了一笔账：李士忠三块自留地，一共三亩多，一年收入最多超过不了二百元，如在社里积极劳动，一年能挣二千五百分，一个分一角七分钱，可挣四百多元，他们问李士忠，你在自留地干活，既无名，又无利，究竟为了那一桩？贫农老丁宽和李士忠门对门，老丁宽三番五次地找到李士忠家里，和他算账。老丁宽说：你说合作化不好，其实是你自己不好好劳动，凭我这个老头儿，去年还挣了四、五百元，你比我年纪小，另外还有一个半劳动力，你们二个半劳动力，如果好好在社里劳动，至少能挣一千多元。
群众到处展开了大、小辩论会以后，一部分原来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在事实面前开始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李士忠感动地对人说：大辩论救了我，我要跟贫农、下中农走合作化道路。连日来，他积极在社里出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