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对工人和农民同等重视一样关心 上海市委召开郊区三级干部会议辩论工农联盟问题的大是大非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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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家对工人和农民同等重视一样关心
上海市委召开郊区三级干部会议辩论工农联盟问题的大是大非
本报讯　记者季音报道：不久前，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一次农村三级干部会议上，展开了一场有关工农联盟问题的思想大交锋。
工人和农民的生活解放后都有较大改善，目前还保持着合理的差别
大交锋首先是从“农民生活苦”挑起来的。会议一开始，一部分以“农民的代言人”自居的干部，就发出了一连串的愤愤不平声：“农民的生活苦，工人的生活好，国家太亏待农民了”，“工人三层楼，农民一层楼，相差太悬殊”……
“农民的生活到底苦不苦？”讨论中，大家认为这个问题的提法太含糊，应当说得更明白一些，如果笼统地说苦，那末我们国家今天生产还落后，不但农民生活清苦，工人、干部的生活也还清苦，都有笔苦账。如果说农民今天仍和过去一样苦，那就完全不是事实。
这个问题是比较容易弄明白的，因为会上的许多农村干部本身就有一笔翻身账，上海郊区农民解放后生活的蒸蒸日上，他们也是目击者。会上人们举出了许多生动的事实：解放前的“陈家白墙”（村庄名）并没有白墙，现在真造起白墙瓦房了；过去许多农民吃麦头饭，现在都吃大米饭，磨麦头的石磨和石臼都变成磨刀石和水桥板了，东郊星光社第六生产队的六个石磨、六个石臼都改派了这种用场；过去郊区农民生活是“一篮青菜八两米，只见青菜不见米”，现在像西郊虹星一分社三百一十八户纯农户中，已有88％的农民过着富裕农民的生活，去年每人平均收入一百七十八元，平均每户收入八百五十八元。过去农民根本享受不到文化生活，现在看电影、听广播，还有俱乐部，各乡有卫生所、联合诊所，治疗血吸虫病……。
当然，郊区也有比过去苦的人，他们是地主、富农、一部分懒汉和少数丧失劳动力的人。但绝大部分农民生活比过去改善得多了，这一点，人们争论不大。
争论多的是工农生活是不是悬殊很大？人们从各方面进行了比较，他们发现，大家举出工人生活太好的例子，大都是一些没有结婚、没有家庭负担的青年工人，或者家在农村的工人，而一般工人和农民生活虽有差别，但并不大。而且郊区有一部分农民的收入还比工人高，西郊虹星三分社去年平均每人收入二百二十九元，平均每户收入八百二十一元，而1956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只有六百一十元，如以一家四口人计算，平均每人一年只有一百五十二元的收入，远没有虹星社农民多。上海有不少工人，如清洁总队的四千多工人，颗粒肥料厂的工人，很多收入不及郊区农民。
人们还算了一笔账：上海郊区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收入是九十九元，以一户五人计算，近五百元。如果工人每月工资六十元，一年是七百二十元，这样看来好像相差二百多元，但城市、农村生活水平不一样。城市里的工人，柴草、蔬菜、鸡蛋等都要花钱买，而农村里常常不用去买。城市里的工人还有许多农民所没有的开支，如水电、房租、工会费、看弄堂、倒马桶、交通费等。这样一算，工农收入的差别就很小了，决不是什么“天上地下”。
“农民种棉花，工人加工，双方都劳动，收入应当同等，为什么要有差别？”“说工人劳动大，难道农民挑扛耕地，劳动不大吗？如果按劳取酬，就应当平等！”周龙祥等几个人进一步提出问题，他们不同意工农生活水平应有差别。但是更多的人认为工农生活水平如果悬殊很大是不利于工农联盟的，工人阶级要主动注意这个问题，在生活福利上不能有过高的要求。不过，工农生活水平保持合理的差别也是对的。他们举了一些上海工厂的调查材料来说明：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农民要高得多，创造的经济价值大，而他们所享受的只占很小部分，如上海汽轮机厂一年创造净产值二千三百七十一万元，但工人工资、福利支出仅三百二十四万元，尚有二千零四十七万元都是国家收入，占全部净产值86.3％。别的工厂的材料，也大都如此。人们又拿上海郊区的材料来对比，郊区1956年的总产值是六千七百九十万元，除去35％的生产成本，创造净产值四千多万元，交农业税二百九十二万元，只占创造价值的7％，农民自己享受的达93％。这两个调查材料，使大家认识到了两种劳动的不同，他们说，工农收入的差别，就好比农业社里记工分也有高低，社里如果死分死记，大家干起来就会没劲。当然，这个材料的对比，只是为的说明工农生活所以有差别的由来。至于农民对国家的贡献、对工业的支援，自然不能只从农业税一项来看的。
还有的农民说工人干活“写意”，实际上是“没有尝到滋味不知苦”，1954年郊区有些农村干部调去做营业员，去了不久都吵着要回来，说“一天站到晚，腿也酸死了。”
国家努力帮助农民改善生活，农民要使生活更有保障，要靠发展生产
“工农生活差得不大，差一点也对，这点我们通了，但是我们农民的生活没有工人的生活有保障，他们的工资是‘天打不落’，还有劳保福利，农民什么也没有，天灾来了就受苦，这一点我们还是不通。”人们又提出了新的问题。
农民的生活没有保障吗？大家在讨论中回忆解放前郊区农民的生活确实是毫无保障的，冻死饿死的年年有，都没人管。现在已完全不同了，大家举了许多例子，如去年刮大台风，区长亲自下来，带着钱救济灾民，二塘乡被龙卷风刮倒一百多间房子，国家就拨款五万元，帮助农民造了一百一十三间房子，压伤的人全部医好了。结果这年受损失最重的第五社，98％的社员都增加了收入。说到看病，也不知比过去好了多少，农民周林根生了急病，一打电话救护车就来，医院分期付款、免费。另外大家还谈到，政府几年来在郊区修水利，建设电力灌溉，拖拉机站，发贷款……，都是为了保障农民的生活，去年郊区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农副业总产值比丰收的1955年还增加11.3％，有65％的农户增加了收入，20％的农户不增不减，只有15％的户略有下降，这不就是保障了农民的生活么？
接着大家又谈到：农民的生活保障条件现在确实要比工人差一些，收入还不能完全稳定，但这是两种生产不同的关系。工人的福利也是从自己的劳动中得来的，他们劳动生产率高，给国家生产的财富多，福利自然就好些。农民要使生活更有保障，就得更加发展生产，逐步增加合作社的公共积累，这是提高福利的根本。人们并举了些例子，说明有的社生产好，福利就好得多。福利不能光依赖政府，得依靠自己从劳动中来得到。
工农业产品的差价比解放前缩小了，随便降低和提高对国计民生都不利
“工业品太贵，农产品太便宜，农民吃亏太大。”这是讨论中提出的又一个大问题。有人甚至直接提出：要加强工农联盟，就得提高农产品价格，降低工业品价格。
工农业产品的差价比过去扩大了吗？参加这次讨论的商业部门的同志提出许多材料，证明和解放前比较，上海郊区工农业产品的差价一般不是扩大而是缩小了。这是因为解放后人民政府采取措施稳定了物价，使工业品基本上维持原有水平，农产品收购价格作了适当提高。从下面这个材料中可以看出：一百斤中白粳在1956年和1946年，同几种主要工业品交换比例的变化是：
在1946年可换　在1956年可换十二磅龙头细布　五○·三九尺　五九·八八尺美丽短梗火柴 　四九·四四封 八九·一二封固本肥皂　 七七·二八块　九一·四○块榴花砂白糖　二二·六一斤　二四·三六斤
在讨论中人们也承认，有的工农业产品差价如果和抗战前比，是扩大了一些。但这里有许多原因须要作具体的分析，不能笼统地说现在就不合理。例如抗战前有的工业品价格偏低，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那时候上海是帝国主义国家商品倾销的市场，他们利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优势，低价推销商品，打击我国民族工业。上海的民族工业普遍开工不足，大批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如1934年，上海工厂的开工率，棉纺业是75％，火柴业仅70％，橡胶业更低，只有35％。民族工业为了和帝国主义竞争，也不得不压低产品价格。
另外，由于解放后工人的工资和原料收购价格都提高了，工业的成本也随之加大。因此，有些工业品的价格比较高。
解放前的上海，也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廉价剥削我国劳动力的基地，他们在上海开设了许多工厂，工人工资极低，据机电、造船、卷烟等九个行业统计，解放前工人平均每月工资是二十元九角一分，合三百一十五斤米。其中纺织厂工人平均工资只有十元零五分，合一百五十一斤米。火柴厂平均工资只有十一元七角一分，合一百七十七斤米。养成工是五元钱一个月，生活像牛马一般。解放后，工人工资得到了提高，上述九个行业1956年平均工资是六十五元四角九分，合大米四百三十九斤。工人工资的提高，工业成本也就增加了。另外，为了加速积累国家工业建设的资金，现在部分工业品的税率也有提高，国家增加工业品税收，不增加农业品税收，这是有利于农民的，因为工业品税率是由全民来负担的。为了发展国内的原料生产，使上海的工业不再像解放前那样大部分依靠美国棉花等进口原料，解放后也提高了一些原料收购价格。这两项，也都加大了工业品的成本。
“去年许多工业品价格提高了，农产品价格不提高，这太不合理。”在讨论中大家认为：去年一些商品价格的调整，对农民来说实际上是有利的。因为涨价的大多数是呢绒、高档卷烟等高档商品，一般不损害农民利益。只有食盐和农民关系较大，但每斤只涨二分，每个人全年负担增加不到二角钱。而去年许多运销农村的商品价格下降了，如丙丁级卷烟降低8.8％，新式农具，治地方性病的药物（如治钩虫病、血吸虫病的药品），价格都降了很多。国家同时又调高了毛猪、油料的收购价格。自由市场开放后，农村土特产品的价格也上涨了。这些都直接的或相对的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讨论最后归结到：现在应不应当普遍降低工业品价格，提高农产品价格？是不是这样就能改善农民的生活？讨论结果是：这不能凭人们的主观愿望办事，而要根据客观的条件来决定。降低工业品价格必须建立在生产发展、工业品供应充沛的基础上，譬如上海的药品过去大部分是依赖进口的，解放后上海制药工业发展很快，绝大多数都自己制造了，因此近二年来药品价格降低很多，而且目前还有条件可以继续降低。但目前上海工业品大部分不足，生产又不可能短期内增长，降低价格就会造成严重脱销，结果不是重新被迫提高价格，或者就产生黑市等纷乱局面。普遍提高农产品价格目前也没有条件，硬提高了，就会使人民负担增加，物价不能稳定，那是非常危险的。不利于国家和人民，自然也不利于农民。
国家对农民多方面的支持证明对工人和农民的待遇没有什么不公平
这次讨论中还谈到了其它的一些问题，例如“国家对工农的待遇是不是不公平，对农业要得多，支持帮助少？”大家又摊开了账，看国家是不是不支持农业？上海郊区从1954年到1956年三年中，国家向郊区农民收的农业税是九百五十九万二千二百三十七元，而在1955年到1957年三年中，国家在郊区建立拖拉机站、抽水机站、电力灌溉网、兴修水利、农业技术推广站、有线广播等，共用去一千一百四十四万四千元，解放以来国家银行贷款给农民一千七百一十万元，到现在农民欠国家到期应还而未还的各种贷款还有四百四十九万元，这就是说，国家给郊区的投资比从郊区农民那里收进的超过了一千八百多万元，这个数字，说明国家对郊区农业是完全支持的，工人阶级对农民弟兄是支持的，不是支持少而是支持得很多。人们还说，国家和工人阶级对农民的支持，不仅要从经济上看，还要从政治上看，如国家领导农民实行了合作化，开辟了永远摆脱剥削、走向富裕的康庄大道。提出了今后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规划了农业发展的方向。今年国家又进一步提出了工农业并举的建设方针，这些都是最大的支持。
在工农关系的讨论中，大家认为农民们反映的有一部分意见还是正确的，这就是目前工人中的学徒工、青工、临时工、杂务工等的工资偏高，农民们不满意。例如他们说南大社附近牛皮仓库工人，多是从农村去的，搬搬弄弄，一个月就是五、六十元，甚至七、八十元。有的青年人从农村进了工厂，一进去就是四、五十元一个月，戴起了手表，穿上呢裤子。但是，这类人在工人中并不是多数，国家也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今后将要逐步加以改进。
这次讨论就这样经过一个个具体问题的分析，辩论，对比，算账，许多人的思想结子解开了。他们还检查了产生这些糊涂思想的根源，认为主要是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和本位主义思想作怪，只看到农民的局部和眼前利益，不看到农民的根本、长远利益，“自己好像站在农民这边，事实上并不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同时也反映了对国家工业化的思想模糊，思想方法片面、狭隘。经过辩论，许多人心情愉快地说：“过去谈工农联盟，自己思想不大通，也常常说服不了农民，这次采取辩论的办法好，道理多，材料多，说服力强，心里服服贴贴，以后同别人再辩论就有本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