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工人终于说服了徒工——记北京第一机床厂关于徒工工资问题的辩论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老工人终于说服了徒工
——记北京第一机床厂关于徒工工资问题的辩论
本报记者　郝洁
北京第一机床厂的职工们，近几天来正在热烈地争论着徒工的工资高不高的问题。
一 张大字报的风波
这场辩论是由一张大字报引起的。这个厂去年招收了八百多名徒工，目前的工资标准是：一级徒工二十五元，二级徒工二十九元，三级徒工三十四元；而这个厂的徒工大部分是三级徒工。企业整风开始以后，部分职工贴出大字报，为徒工生活待遇低鸣不平。他们说，徒工工作累，挣钱少，不够养家的。有的还自称“苦命的小徒工”“低一等的人”。这些人还把自己说成是“有苦难诉，有冤难申”。这些大字报贴出去以后，有人同情，也有人反对。当加工二车间老工人牛哲人贴出反对说徒工生活待遇低的大字报以后，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以这张大字报为中心，出现了三百多张大字报。其中同意牛哲人意见的占55％，反对牛哲人意见的占45％。于是，徒工工资高不高的问题，很快就成了全厂职工议论的中心。接着，大家也就在这个问题上展开了辩论。
应不应该比
本来，牛哲人在提反对意见的那张大字报上，是这样写的。他说，目前徒工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是任何朝代都没有过的。进厂不久，一个月拿三十四元，无论是跟全国人民生活水平比，跟农民比，跟工人比，都不算太低，相反的是高了。在牛哲人的大字报贴出以后，不少的老工人也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用过去徒工痛苦的生活处境，和现在徒工的幸福生活对比。如老工人范俊龙在大字报上这样写着：过去学徒要送人情，要与资本家订卖身合同，要学三年零一节才能出师。出师后，还要白给老板干上二年。在学习期间，吃的是剩饭剩菜，穿的是披破挂片。要想学点技术还得偷着学。现在的徒工，不仅过去的那套陋规破除了，而且进厂不到一年就拿三十四元。工人出身的干部钟秉礼还具体算了一下账：解放前，一个正式工人每月挣的钱只够买一袋面粉；现在的徒工每月三十四元，可买四袋多面粉。可是，对于这些，开始很多徒工是听不进去的。有人还认为这是用旧眼光看新问题。辩论开始后，徒工冯金铭就说：“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徒工，不能跟旧朝代比；更不能同农民比。如果要和农民比，就不能光拿徒工来比。解放后，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徒工工资也应该提高；工资改革后，全厂职工工资平均提高了33％，徒工只提高了31％，并没超过。”在冯金铭发言后，不少徒工除附和他的说法外，还提出如果说徒工工资高，那么大家都高，要降都降，一块拉平。支持牛哲人的意见的工人坚决主张要比。他们说，“没有平地显不出高山”，不比就看不出问题。不但举了很多事实，坚持要和过去比，而且还坚持要跟农民比。在一次辩论会上，老工人出身的技术员张玉如慷慨激昂地说：“我们是工农联盟的国家，农民占五亿人口，咱们领导阶级考虑问题不从五亿农民出发，你们想想结果会怎么样呢？现在，农民一年四季地忙碌，平均每人每月生活费才五元，城市比农村花销大，一个人每月平均生活费需要十元，而徒工刚进工厂不久，每月就拿三十四元，这怎么能不影响青年农民不安心从事农业生产呢？”他进一步表述他的意见说：“现在的徒工工资不仅和农民比相差悬殊，就是跟一般工人比，也提高得太快了。就我们厂来说，工资改革后，三级工匠只提高了5％，而三级徒工竟提高了31％。从徒工对国家的贡献来看，无论如何赶不过工匠，为什么生活待遇却超过得那么快哩？这真是不合理。”接着金煜龄反驳“要降一块降”的说法说：
“工资的提高或降低不能采取平均主义的办法，合理的提高，不合理的不仅不提高，甚至必要时还要降低。现在徒工每月的工资和农民每月劳动的收入相比，悬殊很大，我看是不合理，是应该降低的。”他并提出：徒工还处在学习阶段，本身没有技艺，做的是辅助工作，还没有可能为国家创造多少财富，贡献很小，因此生活水平更不应该比农民高得太多。而且同技工学校的学员，比较起来，后者每月生活津贴才十二、三元，徒工却拿三十四元，也是不合理的。
是不是按劳取酬
金煜龄的最后一段话刚说完，好几个徒工就起来反对。齐仲元说：“徒工是靠自己劳动来生活的，技工学校学生是靠别人劳动来生活的，根本不能相比。”禹庆华则提出：“现在徒工能单独干活的很多，有的已经达到二、三级工匠的水平，要不是国务院规定暂缓升级，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已经成了二、三级工匠了。”吴学全说：现在的三级徒工大都掌握了技术，大都能单独干活。即使出了废品，也大部分是由于麻痹大意的原故，技术上的毛病是很少的。老年工人虽然有经验，但没有徒工体力壮，有些活儿，离开了徒工是不行的。当蔡仲宣和张海提出按劳取酬的问题后，徒工刘先德就洋洋得意地说，他有一天做了二百个铜套，价值三百元，而他才拿一块多钱。于是问题又转到徒工是不是按劳取酬，应不应按劳取酬上来了！
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争论得是更加激烈了。李振英说，“我认为徒工三十四元不能说是按劳取酬，只能讲是生活津贴。因为徒工的主要任务是学技术，在学习过程中必须有师傅，出了废品坏了工具也不要赔偿，工作时间可以学习。国家对技工的要求是完成生产任务，对徒工就不是这样的。现在虽然有的徒工可以单独操作了，这也是学习，因为是在老师傅指导下进行操作的，是学习的必经过程。国家培养一个徒工，每年要花六百多元，还不包括教室、宿舍、福利设施的开支。徒工应该用学好技术来报答国家，根本不应该跟国家讲什么按劳付酬。”加工二车间工长刘永顺为了反驳徒工要求按劳取酬的论点，举了很多事实。他说：“我做了二十来年车工，就一般车工技术来说，徒工能够离开调整工、工长独立工作的，在我那里一个也挑不出来。有的从表面上看能单独操作了，实际上也是师傅把刀给他磨好角度才干活儿的。如插齿机上的插刀，师傅在上面干活时，从来没有坏过，徒工在一年当中就坏了八个，大的价值一百四十元，小的价值一百一十一元，共合一千多元，可是国家并没有让他们赔偿，还是让他们做。如果要说按劳取酬，劳是抵不过酬的。在杂件工段六角车床上的徒工做了一百件花罗母，就废了四十件。而这并不是了不起的技术，二级活，可是他们就做不了，这能说是已经够上二、三级工匠的技术水平吗？杂件工段做了一批螺丝钉，共九十六件，三个徒工三班倒，有两个徒工每班才做了十五个，创造的价值连电钱都不够，应该怎样按劳付酬呢？”他又进一步说明刘先德一天作了二百个铜套的真象。他说：“刘先德说他有一天做了二百件铜套，价值三百元，自己才得了一块多钱。言外之意，好像是国家占了他的便宜。可是这二百件活是怎么做出来的呢？是工长陈德林、刘秉坤为了使徒工掌握先进经验，加了八小时班，用中断了一两年的多刀多刃切削法，把刀杆做好、磨好刀，又在车床上试验好以后，把着手教会了刘先德的。现在刘先德却把师傅的功劳撇开，光讲自己，这是毛泽东时代青年应有的品质吗？再说采用这种先进经验后，按定额每天应完成八百四十个，刘先德最多的一天才完成二百三十个。技术问题是复杂的，怎么能刚刚学会一星半点，就骄傲自满起来了呢？”刘先德坐在一旁低着头默默不言。
经过老工人这样不断摆事实，讲道理，大部分徒工开始认清了真理。开始他们说工资是低了，后来又说不高不低正合适，现在则承认：“是高了”。就拿那个说干了二百个铜套价值三百元的刘先德来说，现在也承认徒工工资是高了，并且还承认徒工离开老师傅是干不了活的；要求国家按劳付酬的说法是不通的也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