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计划工作和统计工作必须向苏联学习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我国的计划工作和统计工作必须向苏联学习
薛暮桥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里程碑，它在人类历史上创造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四十年来，苏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照耀下，走着光明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
我国八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基本上沿着苏联所走过的道路进行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领导我们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建立并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并在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刚刚完成的时候，适时地提出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就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很明显，我们是基本上沿着苏联的道路前进的。
为着要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就不仅要依靠苏联高度发展的工业和技术，来帮助我国进行经济建设，特别是重工业建设；而且要认真学习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和管理社会主义经济的先进经验，特别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计划管理的经验，和为着计划管理而建立的计划工作和统计工作的经验。
我国的计划工作和统计工作，不仅是基本上学习了苏联的先进经验，而且是在苏联专家们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当然，在我们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时候，必须结合着我国自己的情况，建立适合于我国自己情况的计划工作和统计工作；由于我国经济的复杂性，我们的计划工作和统计工作必须采取更加多种多样的办法。但是，在一切基本方面，主要方面，我国和苏联大致相同，苏联的先进经验，仍然是我们建立计划工作和统计工作的最重要的依据。
为什么说在基本方面，主要方面，我国与苏联大致相同呢？因为我们两国的国民经济都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而且有着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共同目标。我国在初解放的时候，虽然还广泛地存在着生产资料的个体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但在国民经济中占领导地位的是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领导地位，使我国同样也具备了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管理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有可能把各种经济成分分别地、逐步地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1956年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即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样，国民经济的计划化就有可能进一步加强和提高。显然，我国的经济基础和建设目标，是与苏联相同，而与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相同的。我们建设的目标，是要最大限度地满足全国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而不是为保证资产阶级取得最大限度利润。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特点，决定着我们必须走苏联的道路，而决不能走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
上述基本特点决定着我国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计划管理制度，而决不能让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继续存在，继续发展。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的计划管理制度，就必须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建立社会主义的计划工作和统计工作。计划和统计是管理社会主义经济的极重要的工具，列宁早就说过，“社会主义就是计算”，他说“一切计划，都是尺度、规范、灯塔、路标”，“如果没有目标远大的长期计划就不能工作”他又常常提出要“对产品的生产与分配上实行普及全国的最严格的统计与监督”。列宁把计划和统计工作放在如此重要的地位，把它当作管理社会主义经济的极重要的工具。苏联建国四十年的经验，和我国建国八年来的经验，都充分地证明了列宁的指示是十分重要的。
某些资产阶级学者和无产阶级内部的修正主义者，企图否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的必要性，他们认为计划管理就是束缚自由，就会产生官僚主义；他们主张实行“经济民主”，主张对一切经济活动采取放任政策，完全让价值规律来自由调节。显然，如果我们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就等于取消社会主义制度，容许资本主义制度复辟。谁都知道，自由放任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自由放任主义保证了少数资本家的“自由”和“经济民主”，但广大劳动人民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什么“自由”和“经济民主”。这种制度保护的是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实行投机倒把破坏公共利益的“自由”，采取各种自私自利手段攫取高额利润的自由。我国解放以前，帝国主义者和官僚资本家就曾经利用了这样的“自由”，而对全国人民进行了残酷的掠夺。解放以后，城市和乡村的资产阶级投机分子仍想保持这种“自由”，他们反对国家为着稳定物价，保证重要消费品的合理分配而进行的市场管理和统购统销政策。显然，全国劳动人民是不会欢迎这样的“自由”和“经济民主”的。
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不但使国家有可能，而且有责任来对全国的经济活动和人民生活实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我国解放前在自由放任制度下发展起来的私营工商业，同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是不相符合的。我们究竟采取自由放任政策，让它们自由竞争，自生自灭好呢？还是由国家来统筹兼顾，全面安排，逐步地把它们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好呢？显然，后一办法比前一办法好得多，就是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中，除少数投机分子外，也普遍要求国家采取后一办法。八年来的经验充分证明，国家的统筹安排是保证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尤其是稳定市场，保证人民生活供应的最有效的办法。而所谓统筹安排，实质上就是多种经济并存条件下的社会主义计划管理。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对全国的经济活动进行统筹安排，以保证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这是国家所应尽的责任，这一点难道还不十分明显吗？
在我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以后，建立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已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统治地位，这一胜利使我们有可能更完善地采用苏联的经验，来进一步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进一步提高我们的计划工作和统计工作。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国的计划工作必须从六亿人民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必须正确处理国民收入分配中积累同消费的比例，积累基金的使用必须掌握勤俭建国的方针，消费基金的使用必须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生活作适当的安排。必须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过程中，保持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平衡，如工业同农业的平衡，工业内部和农业内部的平衡，国家建设同生产资料供应间的平衡，人民购买力同消费品供应间的平衡等。我们的统计机关，也必须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提供确实的、有科学根据的统计资料。为此，就必须更好地向苏联学习。
当然，我们强调国民经济的计划性，并不是完全否定了在计划管理制度中，和在计划执行过程中应有的灵活性。在这方面，苏联也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可供我们参考。比如对不同的经济成份采用不同的计划管理方法，对国营经济采用直接计划，对合作社经济采用间接计划；比如在严格执行国家计划的条件下，予地方和企业以一定程度的机动权，以鼓励其积极性和创造性。苏联的经验早已告诉我们，任何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决不会丝毫没有变动。因此统计机关必须及时检查计划的执行情况，及时发现国民经济各部门在发展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不协调和不平衡现象，以便计划部门及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迅速予以解决。各业务主管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也应当有一定的权力，来及时解决它们可能解决的矛盾。
但是，我们对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制度的灵活性的看法，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要求取消计划管理制度，采用自由放任制度的看法，是不是有类似的地方呢？显然，并没有丝毫类似的地方。
社会主义的计划管理制度同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制度比较，具有无比的优越性。资本主义的无计划的生产虽然通过价值规律和其它各种规律，也能够进行自发的调节。但它们的调节是通过国民经济某些部分的破坏来实现的，如某些企业的倒闭，某些劳动者的失业，和某些资财的损毁等。这种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不但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经常的破坏作用，而且带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使国民经济受到更大的破坏。我国1950年紧接着物价的稳定以后，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曾一度陷入困难的境地。当时如果国家采取自由放任态度，就可能有很多的工商业纷纷倒闭。社会主义国家不能采取这样的办法，它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也采取了统筹兼顾的政策，帮助它们渡过难关。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国家就更有力量和更有责任来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统筹安排，以保证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
社会主义计划管理制度不但保证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而且保证全国劳动人民享受安定的生活，可以指望跟着生产的发展而逐步地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这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经常受失业和物价高涨威胁，完全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比较，显然是有天渊之别。尽管我们由于社会生产力还很低，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不很高，但他们对于自己的前途显然是乐观的，因而在劳动中精神饱满，有高度的自信心。这种现象，在没落中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肯定看不到的。
右派分子认为苏联有经济计划，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经济计划”，他们也在干预经济活动；因此我国不一定要向苏联学习，也可以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告诉右派分子，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不可能有真正的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经济计划”，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完全是两回事。在生产资料还掌握在资产阶级少数人手里，甚至还掌握在外国资本家手里的条件下，在资产阶级还掌握着政权的条件下，所谓“经济计划”，决不可能从全国人民的利益出发，而只能从资产阶级少数人的利益出发。计划的作用，只能是在一定的程度上调整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调整各个垄断资本集团间的矛盾；或者是国家用扩大军火生产和其它一些公共工程的投资，用浪费人力物力的办法来缓和生产过剩的危机。这样的经济计划，究竟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呢？
不仅如此，右派分子对我们的统计工作也肆意攻击，说社会主义国家的统计不科学，不真实，比不上资本主义国家；我们不应该向苏联学习，而应该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事实究竟怎样？统计不科学，不真实的究竟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呢？显然，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统计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用科学的指标体系和分组方法来分析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量和质的变化，这种方法能够透过表面现象洞察事物的本质，发现事物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规律。资本主义国家的统计则与此相反，他们用一些繁琐的数学公式来掩盖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特别是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剥削的本质，资本主义必然要死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要胜利的规律。社会主义是新生的力量，它是决不会害怕暴露自己的真实面貌的；相反的它毫无保留地把真实情况告诉全国人民。只有如此，才能巩固成绩，纠正缺点，动员全国人民来努力克服前进中的各种困难，争取更大的胜利。试问，正在没落中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会不会有这样大的勇气来向人民说老实话呢？
社会主义国家的统计工作也同计划工作一样有高度的优越性，这是由于我们的统计工作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制度使我们有可能建立国民经济的统一的核算制度，有可能要求一切企业都向统计机关按时报告自己的经济活动，拒不报告或做假报告都是违法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级地方政府和各经济管理部门都特别关心统计工作，把它当作做好经济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工具。社会主义国家不但把统计资料作为决定政策、制订计划的重要依据，而且通过它来经常地、全面地检查国家计划的执行情况，因而对各部门、各企业的经济活动发挥监督作用。社会主义国家把统计工作放在这样重要的地位，这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不能想像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也有一些正直的统计学家，他们要求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情况。但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商业秘密”的铁幕外面，终于无能为力，只能徒唤奈何罢了。
我国的右派分子常常夸耀他们过去所作的社会调查，好像只有他们懂得科学的调查统计方法，我们非向他们学习不可。事实上，我们对于任何调查统计资料，只要能够反映一点真实情况，都是予以重视的。但是，如果把右派分子所作的社会调查，来和我们的社会调查比较，那就不但在调查的规模上，我们遍及全国，而他们只是沧海一粟；而且在调查的科学性、真实性上，我们也比他们高明得多。在社会调查方面，社会主义制度也有着显著的优越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是矛盾的；因此，国家和国家所建立的学术机关在向劳动人民进行社会调查时，决不能得到劳动人民的真诚的合作，这样所得到的资料真实性就很差。在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的党和政府又特别重视群众路线，我们的基层工作干部，包括统计工作干部在内，大多数同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因而他们在进行社会调查时候，能够得到群众的善意的合作，真实性就有了保证。
苏联的计划工作和统计工作不论在理论方面、实践方面，都已经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我国的计划工作和统计工作由于学习了苏联的先进经验，因而能在短时期内迅速建立起来，并基本上适合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计划管理的需要。但是，我们学习得还十分不够，还需要继续学习。只要我们在学习中时刻地注意到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苏联的先进经验，就决不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在学习苏联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防止教条主义的错误，更要防止修正主义的错误，防止在某些基本问题方面离开了苏联的道路，因而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然，我们更要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对我国社会主义计划工作和统计工作的攻击。我们要高呼：“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