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农村转入大争 驳倒富裕中农的各种谬论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广东农村转入大争
驳倒富裕中农的各种谬论
本报讯 记者林里报道：广东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已由大鸣大放转到了大争大辩。来自各地的材料表明，这次鸣放出来的问题“成千成万”，方面相当广，争辩也异常激烈，参加辩论的人数，许多地方都超过了土地改革以来的历次运动。通过鸣放和争辩，农民认清了资本主义的危害，确立了社会主义的信念，机关干部和农村工作者，也澄清了许多糊涂观念，纠正了许多错误认识。
“黄金时代”的真象
长期以来，广东地方流传着所谓“两个黄金时代”的说法。这两个时代，一个是指1935年前后，陈济棠当省主席的时候，也有人叫“陈济棠时代”；另一个是指土地改革以后、合作化以前的1953年，说那时有“四大自由”，是发家致富的最好时期。这种议论，流行在农村，也流行在城市；普通群众这样乱嚷嚷，某些干部也跟着瞎吵吵。在经济作物占优势的顺德县，这种论调尤其普遍。许多地方，不把这些问题弄清，辩论就无法进行。
为了弄清“黄金时代”的真象，顺德县沙?乡曾经进行了好几天的大辩论。以富裕中农为代表的人们，说在“陈济棠时代”是“一船蚕丝去，一船白银归”。沙?乡有七个丝织厂，五个茶楼，六家酒肉铺，还有电灯电话。说那时是“银元当当响，钞票大把抓”。以贫农为代表的人们，承认上述事实，但这只是事实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酒馆门前站着乞丐，茶楼旁边开着妓院，丝厂门口是失业的人群……资本集中和土地集中的结果，是大批中农变成了贫农，贫农变成了一无所有的雇农。就在那个黄金时代的最盛时期，沙?乡的一个自然村，就有四、五十个人饥饿而死。另有二十三户人家卖了儿女，还有四个人自杀。所谓“钞票大把抓”的，在全乡一千五百户中，只不过二十五户，全是地主、富农兼资本家。因此，贫农们说，“陈济棠时代”是阴森可怕的黑暗时代。这个黑暗时代不光不顾劳动人民的死活，而且不顾国防建设。因而招致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招致了1943年的大灾荒。在那时候天灾人祸双重袭击，顺德县的人口减少了一半。原有八万人口的大良镇，灾荒过后只剩下了二万。拥有一千五百户人家的沙?乡，一下减少了五百户。说起这些，人们认识了“黄金时代”的真象，也进一步认识了资本主义的实质。
富裕中农认输了，但他们提出了1953年，说那时候是共产党领导的天下，比现在好。有一位叫陈锡培的说：“合作化再迟二年，我就发了大财”。另一位叫何明的贫农，立刻起来反驳说：“合作化再迟二年，我就破产啦！”两个针锋相对的意见，引起了一场争论。因为谁都说不服谁，便又算了一笔账。富裕中农根据那时的情况，把类似陈锡培，又可能“发财”的人加在一起；贫农方面把类似何明，又可能破产的人凑在一堆，最后结果是：可能上升的三十七户，占总户数3％强；可能破产的多达四百七十户，占总户数的40％以上。这就说明：如果不把“四大自由”取消，如果不把个体农民迅速组织起来，就在工人阶级政权下，也会发生两极分化。
新会县双水农业社在驳斥了上述说法以后，还进一步查现在。这一查，人们的眼睛亮了，觉悟提高了。人们说：“合作化好比矮子上高楼，步步升高，一年好似一年。”并且找出了合作化后的“十大变化”和“二十多”。这十大变化是：贫农变富裕，缺粮变余粮，瘦田变肥田，河沟变鱼塘，沙滩变藕池，单造变双造，间作变连作，空地变禾场，懒汉变勤劳，文盲变识字。二十多是：增产粮食多，增加收入多，果园多，藕池多，鱼塘多，牛多，鸭多，猪多，副业多，水利建设多，积肥多，存款多，吃多，穿多，看戏多，读书识字的人多，公共积累多等等。人们把这些综合起来，说只是合作化以后，才是农民的黄金时代，这种大家富裕的道路，才是社会主义的道路。
绝大部分富裕中农的收入没有减少
在大放大鸣当中，富裕中农暴露了对合作化的不满，同时也制造了许多分社、散社和退社的“理由”。不把这些“理由”驳倒，就不可能把辩论引向大是大非。就现有材料来看，富裕中农的主要“理由”是说入社后减少了收入，说贫农揩了中农的油。
说起富裕中农减少收入，广东不少农村工作者，甚至一些相当负责的干部，也承认这是“事实”。但是新会县委算了一笔账就否定了这个事实。新会县土改前有一万零八百六十五户富裕中农，入社后，富裕中农增收的占70％，保收的占20％。睦州区九百二十八户富裕中农，平均每户增加收入一百五十元。这个区最典型的例子是张卓豪，他家二十九口人，八个劳动力，许多人都说他家入社后减少收入。但经过算账以后，张卓豪家也增加收入33％。南海县的?岗乡，鸣放开始吵吵得很厉害，减少收入的叫嚣，甚至弄昏了许多干部的头脑。但是算账结果，全乡二百八十一户中，增加收入的二百六十户，保收的三户，占93％。顺德县的金门乡，辩论开始就挑选了一户叫嚷最凶、全乡最富的老上中农李伯流家算收入账，结果，这家比入社前增加了二百元的收入。账目算清后，其他富裕中农就说：“李伯流家都没有减少收入，我们的账就不用算了，我们承认合作化优越就是了。”各地材料证明，减少收入的富裕中农，一般不超过10％。而且多是因为闺女出嫁，儿子上学，劳动力外迁，再就是做商业投机赔了钱。因为合作社经营管理不好，影响富裕中农减少收入的现象是存在的，但为数极少。
谁揩谁的油？
富裕中农们说：“我们是带着耕牛、土地和农具入社的，贫农是光着屁股入社的。”又说：“合作社的优越性，第一年是靠中农的土地，第二年是靠中农的耕牛和农具，第三年就再也没有什么优越性了。”他们的结论是说，“贫农揩了中农的油，中农吃了亏”，因此要退社，散社。农村工作者当然不同意中农退社，但说到“揩油”，也说：“揩是要揩一点的。”但在这次辩论中，广大贫农就不认这笔账。他们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没有耕牛、农具，但我们是带着银行的耕牛贷款、农具贷款入社的。”为了这件事，番禺县的龙岗社，也专门算了一笔账。这个社有富裕中农一百二十一户，他们入社时带来的耕牛、农具和投资加在一起，平均每户合一百六十一元。贫农七百十二户，上述三项加在一起，每户平均是一百八十八元，比上中农还多二十七元。原来入社当初，富裕中农并没有拿出全部农具，有的是卖了耕牛入社的。花县贫农不但不承认揩了中农的油，而且说中农沾了贫农的光。他们一连列举了十多条证据，其中有一条是，贫农替中农交了公粮。他们说，入社前，贫农交公粮不超过产量的13％，富裕中农是20％。合作化后，公粮由社统一交纳，就无形中替中农承担了义务。同时，贫农出勤率一般比富裕中农高，这就更增加了贫农的负担。
争辩并没有完结
经过争论和辩驳，富裕中农的退社、散社要求，一般不再提了。但这绝不是说，资本主义思想已经彻底克服了。事实证明，大辩论以后，以富裕中农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思想，还是存在的，有些地方是相当严重的。根据广东省委的规定，大辩论后是改进工作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要制定生产规划，要讨论包工包产和劳动纪律。有些进度较快的乡和社，已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了。这些乡、社发现，就是有些心服口服、在大辩论中承认思想通了的人，一碰到具体问题，还会起来对抗的。比如讨论包工包产的时候，很多人就提出“包产到户、自负盈亏”的口号，假如答应他们“可以考虑”、或者“可以讨论”，他们就会进一步提出：“完璧归赵，原地跟原人”，或者是“自由组合，包产到组”……。这，实际上还是想“社内单干”，走所谓集体资本主义的道路。又比如，在讨论劳动纪律的时候，因为很多富裕中农出勤少，不积极，所以贫农们一致主张规定一个每年出工的数目，超过者奖，不足者罚。但是富裕中农就不同意。他们说：“既然合作社是按劳取酬，又何必规定工数呢？反正谁出工少，谁取的报酬就少呀！”乍一听，这话也满有理由，但经过锻炼的贫农，立刻揭露说：“你还想自发呀，不规定不成。”
改进工作的阶段，绝不是辩论的结束，更不是思想改造的全部完成。因此，中共广东省委在最近一次会议上指出：改进工作的阶段，是大争大辩的继续。有些没有解决了的思想问题，要继续解决，在改进工作上遇到的思想问题，同样不能放过，要用一切办法，把社会主义教育贯彻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