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札记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生活的札记
雷加
很久以前，一位炼钢厂厂长对我这样说道：
“同志，我说的是你们——作家们，为什么不到群众中去，见了我就掏出本子来，仿佛我是……有一天，平炉要热修，掉下四块砖。先掉下三块，我爬进去的时候，又掉下一块，差点砸在我的头上。我的衣裳，里面被汗湿透了，外面又几乎烤焦了。我刚爬出来，呃，就有这么一位作家，向我问道：‘厂长同志，你有什么感觉？’我怎么说呢？我答道：‘第一，掉下来的砖不要打了我，第二，要赶快把四块硅砖送进去，砌好，还有第三，工具预备好了没有？第四，我要准确地知道几点钟可以修好，第五……’我还能对他说什么呢？我匆匆地走开了，这当然有点不礼貌。如果他尽这样缠着我，我就要气破肚子，还怎么完成任务呢？”
这个故事，流传很广。我常以此为戒，并且这种采访式的生活态度，也早已受到了批判。
一个文艺工作者，应该像这位厂长所指出的，首先要与群众相结合。
站在平炉跟前的那些炼钢工人，在这位作家眼中也许是粗野无知的；但他们却是先为厂长的行动所感动，又因此增加了修理平炉的信心。只有当他们之中有一位成为作家，并且又要创造一个未经改造的知识分子典型时，他才会写出那样一句没有修养的问话的。
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思想和感情。
假如这位作家，能够跟在厂长后面也钻进这座平炉，他对厂长的问话，不但成为不必要，当炼钢工人在高温下修砌炉顶时，他也就会体验到工人的劳动感情和它所具有的伟大意义。这样，他才能和工人心心相通，至少，他对工人群众这时才是可以理解的了。
参加基层工作，投入火热斗争中去，对我们来说，具有头等重要意义。在实践中，即与群众结合的过程中，群众路线四个字，不再是讨论会上的术语，而是指导我们行动的最基本的原则。
1945年，党叫我去接收一个工厂。当时是战争环境，我们的政权还刚刚建立，工厂遭到日本人的破坏，工人群众在“保管委员会”（其中有工头，有翻译，成份非常复杂）把持之下，至于我，一不懂技术，二不懂工厂管理；但命令我尽速开工，因为这个工厂必需负担在战争中的极大的财政任务。我一个人到那个工厂去了。基本群众是谁呢？干部从哪里来呢？技术问题又怎样解决呢？我知道必需依靠军队，依靠政府，尤其要依靠党教给我的政策和原则。但是，我在机器面前，显得极其渺小，我对这个艰巨的任务，没有充分信心，同样，我站在工人面前时，也是微不足道的；不过，同时它又给了我一个多么重要的启示，工人阶级的伟大的力量这样对我说：“依靠我，紧紧地依靠着我！”而这也就是党教育我的群众路线的方针。我懂得了复工与群众运动必需同时进行，我懂得了只有通过群众路线，才能解决我认为不易解决的一切问题。
像上面说的，群众路线这四个字，过去对我来说，只是学习文件上的一个名词，我对它并没有实践的经验。
我感谢党给了我实践的机会。这就是我的生活的第一课。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是如何提拔了第一个干部的。我到工厂后，受到了“保管委员会”的冷淡；可是第二天我就找他们开会，直接提出复工和分工的问题。我对工人还不熟悉，我不能成立另一个组织来代替这个组织，我可以根据他们的不同经历和表现，来分配他们较重要或不重要的工作，主要的是即将开展的群众运动，不但可以监督他们目前的工作，还要清算他们的过去。谈话中我发现了蹲在门口的一个中年人。他抱着肩，下巴上有很长的胡须，面孔清瘦，而且双眼发红，一副既缺乏营养又劳累的样子。他很少发言，也不是“保管委员会”的委员，他到底是谁呢？我问：“你是谁？”他答：“自卫队长！”我又问：“哪个车间的？”“抄纸工人。”有文化吗？”“读过高小。”“你要担个什么工作吧？”“我？哼……”他不说了。只是这几句对话也就很够了。自卫队长原是个吃苦的差事，又是代表群众利益的，我想他一定是被那些委员们瞧不起而又被群众所拥护的一个人。从他最后一句话的口气里，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好像说：“你把他们都安插了，还要我干什么呢？”他没有想到我真正需要的正是他，他这个反对那些委员的人。当时我分配他做秘书。一切工作岗位分配完了之后，这是唯一的办法。
显然，这只是个开始，以后我随时随地观察他和关心他。他通过了一切考验；完成了各项工作，永远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他是和新生的事物一同生长起来的。当他在群众心目中真正成为领袖时，他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被压迫的工人，变成了工厂的主人，而是一个体现党的政策与群众血肉相关的人了。
在现实生活中生长着的这个人物，是客观需要所规定的。他既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才又给予他以无限的发展前途。脱离这个具体环境去了解他，就会非常困难。　　我对他的期待，先不是我要描写的小说中的人物，最重要的，我要通过他完成党交给我的复工、生产和继之而来的撤退的准备工作。　　从党的工作来看，他是党与群众之间的一根纽带，从我个人来说，他是我不可少的工作助手。我要通过他和所有的工人干部，实行企业管理的民主化，进行阶级教育，树立主人翁思想，同时加强劳动纪律。实际上，这就是民主集中制。工厂里的奖惩制度，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体现；劳动模范，就是工人阶级树立起来的前进的旗帜。换一句话说，这一切就是要确立共产党的领导。　　社会主义社会的作家，不但要从以上各个方面来描写这些工人英雄，作为作家之前，作家们必需先成为一个群众工作的能手，先和这些英雄们一起生活，一起生长。
事实上也是如此。我给那个抄纸工人的考验，也就是给我自己的考验。我怎样要求他，也就怎样要求自己。我长久地把他放在群众监督之下，而我自己更要如此。否则，我的话对他就会失去说服力。
我依靠他，我和他又必需依靠群众，群众路线这个方针执行得如何，要看群众发动的怎样，要看从群众中提拔了多少工人干部，要看生产成绩，要看撤退的准备工作。当时，我们每月超额完成了任务，在撤退时运走了机器，保存了大批干部。我们是在撤退的头一天才停止生产的，而他，在这以前，当他视察了根据地的准备工作由鸭绿江上游归来时，就由省政府正式任命为副厂长了。他是那个地区当时由工人提升为副厂长的两个之中的一个。
不用说：“保管委员会”所有的委员都垮台了。有的在反工头斗争中被群众清算了；有的在生产中消极怠工，最后在撤退时动摇了；甚至有的在国民党反动派占领了这个城市之后还向敌人投降了。其中一个，就是这样。他原是一个把头，向工人低头认罪之后又得到了工作机会。他自动报名愿意跟着撤退；但撤退的头一天，他一边伤心地哭着一边对我说，他的家口太多，实在不能跟着民主政府走；同时又以同样的借口，要求多发一些粮食给他。的确，他比别人多得了一倍粮食，想不到国民党一来，他就做了搜查队长，向没有跟着撤退的工人要回民主政府临撤退时发给他们的粮食。七个月之后，我们又第二次解放了这个城市，这个叛徒，又流着虚伪的眼泪，见面第一句话对我假惺惺地说道：“厂长呵！你们晚回来三个月多好，那时他们（指国民党）就会把工厂修好了！”
当时，我不太懂他的话。用这样的话欢迎我们，表现了他当时的思想状态。如果说一个人衷心希望我们回来得到一个开工的工厂，能说不好吗？但这句话终究有些刺耳，不是具有共同语言的人所能理解的。当反奸运动一步一步深入，他的罪状一件一件揭露之后，我才懂得了这句话的本质的东西。这是他的罪恶思想行为的最集中的表现，这是一句多么逼真，多么深刻的自供状呵！
我永远忘不了这句话。我访问工人家庭看到了国民党所造成的悲惨生活时，想起了这句话。我听见工人在群众大会上诉苦时，又想起了这句话。当时，与我刚接收工厂时同样，反奸和第二次复工是同时进行的。在反奸大会上，这句话给我给工人群众以极大的仇恨，以后在更艰巨的复工组织工作中，我和工人群众由于提高了觉悟，才产生了极大的信心。
在这一段实际工作中，我只是开始懂得了一点点群众运动的规律，一点点工厂管理的基本知识，开始认识了工人群众，开始认识了生活。不怕少，就怕一点没有，既然这是第一步，就会走第二步的，走向长期锻炼的那条越走越宽的自我改造的道路。
一个工人阶级的作家，必需首先经过共产党员式的思想锻炼。一个共产党员，学习了马列主义之后，必需首先通过实践。这已经是创作道路中合乎“文艺座谈会讲话”中所要求的尽人皆知的基本常识了。
“百花齐放”是党根据客观现实提出来的，因为今天的丰富多彩的生活，本身就是有色有香的大花园。
新社会中人与人的新的关系，新的工作方法，已为作家们提供了极其方便的条件。例如：我们在工作中常常开会，当我们不能一一探索每个人的历史、工作时，在任何一个工作会议上，都可以截取一个断面，育林人员可以根据年轮来研究树木的生长，一个有经验的作家也可以在会议中来研究人、人和人的关系的。又如，我们常常把一项工作，分做布置、试点、推广等步骤，这又是给作家们了解和研究典型环境有利的条件，其总结也是作家们归纳各种现象时所需要的。我们不要忘了在我们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的鉴定会，它按照新社会的道德品质对人进行分析和鉴定，一位作家观察和研究人时，这里又提供了多少人物描写素材。我们更不应该忘记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不断涌现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他们的事迹是我们塑造英雄人物的永不枯竭的源泉。只要我们肯做一个工人阶级的作家，决心投身于现实生活，生活的洪流所要湮没的是那些有沉重包袱的人，而决不是想要戴上工人阶级作家这个光荣称号的人。
生活是我们的学校。认真下工夫和作假是决不相容的。要不就做一个有出息的作家，要不就永远只会提出“厂长同志，你有什么感觉”这类愚蠢的问话。即使你装做有修养的样子，小心地没有这样问，当你和那个钻过平炉的厂长同志并肩走出车间，厂长身上那件出了汗的衣服冷冰冰地使他发抖时，你也许会说：“不，厂长同志，你莫不是病了？”你看，这又是一个使人发笑的同样愚蠢的问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