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文艺界举行数十次辩论会 彻底揭穿黄源反党面目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浙江文艺界举行数十次辩论会
彻底揭穿黄源反党面目
新华社杭州17日电　浙江省文艺界在最近两个月内连续举行了数十次辩论大会，揭露和批驳了中共浙江省委候补委员、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浙江省文化局局长、文化局党组书记黄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很多人在会上揭露，黄源一贯敌视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贩卖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点，篡改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如在去年剧场、剧团调配会议上，他公开提倡剧团演出要“门当户对”、“层层下降”，其意思就是艺术水平较高的剧团和大剧团要在大城市演出，不要到工厂和农村里去；为工人和农民服务是艺术水平较低的剧团和小剧团的事。中央文化部指示群众文化工作机构要以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力量下厂下乡，黄源认为这个方针不对，要文化局社会文化科的干部用三分之二的力量去搞创作，他说“搞组织工作能搞出什么名堂？”黄源看不起配合宣传政治任务的演唱材料，往往以“文艺性不高”为理由，一棍子打死。在黄源的这种文艺思想影响下，有些剧团不愿下厂下乡演出；“大众演唱”刊物停了刊；许多县的文化馆改变了方向，文化工作者不下乡，不下厂，关起门来创作，办大型刊物，刊载了很多令人恶心的标榜个人的毒草，不再去作宣传员和鼓动员。黄源反对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和把提高与普及正确结合的方针，却以反对为工农兵服务、反对普及和绝口不谈作家的思想改造去空谈提高，空谈创作，把文艺创作引导到追求个人名利的资产阶级方向。
近几年来，黄源一直是对党不满的，并且发展到反党的地步。从他在1955年到浙江后，就一口否定浙江几年来的文艺工作的成绩，说省委对文艺“既不重视又外行”，去年3月发生的所谓
“狮子龙灯事件”，就是黄源和省文化局副局长陈守川有意制造的，当时省委批评民间歌舞团不配合宣传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是脱离政治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整个省文化局都存在；但黄源不但不接受，还以反对“教条主义”之名，攻击省委的正确领导，并且解散省民间歌舞团和在狮子龙灯上面贴标语，然后到处宣传说是省委下命令解散的，甚至通过文汇报发表捏造事实的文章，企图嫁祸于省委，反掉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特别到了大鸣大放时期，他和右派分子站在一起，对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今年5月间，黄源在右派头目宋云彬主持的文艺界座谈会上自称是“百花齐放派”；他硬说自己几年来受到了省委的“教条主义的排挤”，并且当场哭了一场。以后，黄源纵容右派分子、省文联秘书长郑伯永在“东海”月刊上大量发表攻击党的文章。他还利用文化局机关干部划船游湖的机会，在湖上煽动他们向省委进攻，并诬蔑省委负责同志是“以解放区宣传科长的领导方法来领导今天的文艺”，是“教条主义者”。也是今年5月，在全省文化行政会议上，黄源还利用文化工作和教育工作分科的问题放了火。文教分科原是黄源所不同意的，但他煽动各地代表说：“如果这次会议省委不解决文教分科的问题，我要带头上街。”他还威胁别的同志：“你们去不去？”
在辩论大会上还揭露了黄源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他常常向文艺工作者宣传“一个”主义的论调。他说：要出名，就要演好一出戏，吹响一支曲子，写好一个剧本。昆曲“十五贯”闻名全国后，黄源更以“十五贯”作为吹嘘自己的资本，当浙江越剧团准备到北京演出时，他曾叫剧团停演好几个月，来关门排练一个剧目，务使这个剧目达到“一鸣惊人”；后来看见排得不合他的意，黄源发脾气说：“我这个部长要去跳西湖，”坚决不许剧团到北京去。黄源就是这样引导人们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地去追逐名利。
黄源为了要在文艺领域排除党的领导，他这几年来在浙江文艺界已经形成一个反党小集团。这个小集团的主要成员除黄源自己外，还有郑伯永、陈学昭、陈守川、曹湘渠、王参如等。他们曾经操纵了省文联和“东海”编辑部，并利用这两个阵地向党疯狂进攻。另外，黄源还搜罗和重用了十多个与他气味相投的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有些还被安插到文艺部门的领导岗位上。他赶走了浙江越剧团的党员团长吕家振，却委任右派分子姚水娟和已开除党籍的坏分子任贤璋为正副团长。他还包庇反革命分子陈静，不要他参加肃反运动，却叫他专门整理剧本，等到剧本写好，黄源拍着陈静的肩膀说：“老兄，老兄，你的功劳不小呀！”并说：“没有陈静，越剧团下半年没有饭吃！”
经过这两个月的揭露和辩论，黄源的真面目已彻底暴露。他本人在大量事实面前只好低头认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