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和领导生产的好办法——培育试验田——记湖北红安县干部培育试验田的经过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参加和领导生产的好办法——培育试验田
——记湖北红安县干部培育试验田的经过
本报记者　古维进
粮食产量超过农业纲要八百斤的指标
初冬，我来到老苏区红安县。这里那里，都听到人们兴致勃勃地谈论丰收。一些老农民说前几年的丰收，自己还能从七八十年的记忆里找到类似的年景，可是今年的丰收，却是记忆里找不到的。当我到了中共红安县委会，才知道今年是全县空前的全面大丰收。粮食平均亩产八百三十四斤，超过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指标，比1952年增加约116％，比1956年增加约18％。全县出现了十六万三千亩粮食千斤田（占粮食耕地面积44．3％），三个粮食千斤区（去年没有），十七个粮食千斤乡（去年只有四个），三百一十三个粮食千斤社（去年只有二十二个）。花生平均亩产六百二十五斤，超过中共湖北省委提出的1962年的计划指标，比1955年增产71．6％，比1956年增产31．9％。全县出现了一万一千亩花生千斤地（占花生耕地面积23．4％），十五个花生千斤乡，二百五十九个花生千斤社。其他作物：棉花平均亩产五十斤，比1956年增产56．3％；油菜平均亩产五十七斤，比1956年增产159％。生猪由去年底到今年9月中旬从六万一千八百头发展到十三万头，增加了113％，全县平均每户养猪一头半（今冬可以实现每户养猪二头），牛羊鸡鸭等也比去年增加很多。今年全县的多种经营和各项副业的收入总值比1956年增加142．6％。
全县七百三十二个社，社社增产。全县八万户社员的收入总值比1956年增加39．98％，每户平均实际收入二百五十四元，比1956年增加31．96％。合作社的公共积累比1956年增加将近一倍。全县四十八个乡，乡乡有余粮。农民留用粮（包括增产粮）由去年六百零一斤增至今年六百四十斤。售给国家的余粮比去年增加一千七百万斤，售给国家的油脂比去年增加六十万斤。
解决了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矛盾
在中共红安县委会里，我问县委书记程鹏今年取得丰收的原因。他说原因很多，从领导方面来说，主要的是培育了试验田。他瞅我有点诧异的样子，解释说：“培育试验田就是每一个工作干部结合技术干部、老农等，种上一亩八分土地，搞出成绩，向群众示范，指导群众生产。
“那是怎么一回事呢？”我问。
程鹏想了一想，慢斯条理地说起培育试验田的经过：
今年春耕开始，全县干部在县委提出“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号召下，每个人自备一把工具（锄头等），一本劳动手册，参加了合作社的生产劳动。但是当时出现一个问题，即大部分干部缺乏生产知识——生产环节怎样抓，生产质量好不好，生产技术搞得怎么样，生产计划贯彻执行得如何等，都搞不清楚。于是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干部每天带着工具，听凭社里分派活路，单纯地被当作一个劳动力使用，整个生产领导陷于被动，就是说，干部参加生产没有发挥领导生产的作用。
“这时候，我们真焦急呵！”程鹏皱眉说。
“就在这种万难的情况下，我们摸索到领导生产的门路——培育试验田。”
程鹏微微一笑，谈到培育试验田的开始：在县委工作重点杏花乡建苏社五房港（湾子的名字）生产队的一间房子里，保存了各省赠送的花生品种。技术干部祝翼鸿搞了一块花生试验地种植这些品种。这引起了程鹏的兴趣。他邀了祝翼鸿、建苏社主任郭李太和老农等也搞了一块花生试验地，种植本地品种。他们采取了新的技术措施——施底肥，根瘤菌拌种、密植。施底肥，群众过去没有这个习惯，认为施底肥会结“气壳子”（即子粒小，壳皮厚），但是，他们总结富裕中农陈必权的经验，施底肥可以增产25％；又如密植，群众过去也没有这个习惯，认为这样做费工，不如稀植（一蔸下一、二粒种子），现在他们和老农研究，发现过去有时偶然密植（即一蔸下三粒种子），结的花生要由过去的二三十颗增至八九十颗至二三百颗。……当花生播种季节到来，他们采取新的技术措施播种了。本乡的干部和各区指导组的干部听说县委书记程鹏亲自培育了花生试验地，都来参观。程鹏和技术干部等一面宣传实行新的技术措施对增产的好处，一面当场表演。这引起了干部的重视。他们回去，都在自己的重点社采取施底肥、密植等新的技术措施培育花生试验地，推动了社里进行技术革新。
这件事情给了程鹏很大的启发。他原来是缺乏生产知识的，现在和技术干部、老农等培育花生试验地之后，开始懂得花生在播种期间，何时该上底肥，何时该拌种，何时该种植；一亩地该上多少底肥，底肥里面的氮、磷、钾肥各占多少，根瘤菌拌种和密植是怎样进行的，等等，更重要的，是通过试验地的示范，推动群众克服保守思想，采取新的技术措施。程鹏开始认识到干部亲自培育试验田，是解决领导生产问题的好办法。
成了推进生产的动力
4月间，县委研究程鹏等培育花生试验地的经验以后，号召各地干部学习。5月间，全县掀起了培育试验田的热潮。全县十八个县委委员有十四个委员培育了试验田，二百七十六名区干部中，有一百九十五人培育了试验田，四百九十名乡干部中，有三百二十四人培育了试验田。试验田的种类很多：有花生试验地四百九十六亩，水稻试验田六百四十三亩，棉花试验田一百二十五亩，此外，还有红苕试验田等。
试验田对于推动生产起了很大作用。
水稻密植，曾经是全县许多地方长期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可是，经过试验田的示范，密植的问题解决了。例如在新寨乡姜牌社，去年推广水稻密植，群众思想不通；尽管干部带着尺子到田间去量，把不合密植尺寸的一律加以纠正，但干部走后，群众还是稀植。结果，全社的水稻有80％是稀植。今年干部推广水稻密植，首先从自己的试验田做起。他们事先总结去年有些水稻密植比稀植增产72％的经验，到了栽秧季节，就在田头举行群众会议介绍这些经验，发动群众讨论，同时进行密植表演。群众认识到了密植的好处，都同意密植。全社的水稻有95％推广了密植。
水稻的深耕、除虫、花生的培土壅蔸、根外施磷肥、棉花的整枝打杈等技术措施，都通过试验田的示范得到普遍推广。
通过试验田的示范，还消灭了许多落后田。台南乡干部总结老农金共堂过去消灭一亩五分花生落后地获得亩产八百斤的经验（即翻耕、施足底肥等），在落后地试验，取得很好的成绩，于是推动全社消灭花生落后地二十二亩，接着推动全乡消灭花生落后地五百零五亩。花生由平均亩产四百斤增至六百四十斤。据县委办公室统计，全县通过试验田的示范，消灭花生落后地约一万亩、水稻落后田四万一千亩、夏收作物落后田八万四千亩。
在广大干部培育试验田的推动下，全县出现了培育丰产田的热潮。不管在什么地方，凡有干部培育试验田的，群众都培育丰产田和干部比赛。太平乡有八个社看见工作干部培育水稻千斤试验田，八个社的社委就组织了“培育丰产畈联合委员会”，领导群众培育了万亩千斤水稻丰产畈。杏花乡建苏社看见工作干部培育花生千斤试验地，他们培育了四个花生千斤丰产岗、两个花生千斤丰产畈（共计三百多亩）。中和乡和八里乡有四个社看见工作干部培育百斤皮棉试验田，他们联合起来培育了百斤皮棉丰产洲（共计三百五十亩）。这些合作社由于积极采取新的技术措施，增产指标全部实现了（有的社还超过）。
人们对农村发生了深厚的感情
听了老姜上面的谈话，引起我注意一个问题：干部培育试验田之后，有多少人学会了农业生产知识？老姜翻开笔记本说道：全县长期住在农村的县、区、乡干部有七百六十六人，其中学会五种农活的（即：一、犁田打坝；二、防治病虫害；三、选种拌种；四、掌握生产季节；五、薅草、插秧）四百七十六人，占62．1％，学会四种农活的（即不算犁田）二百一十四人，占28％。这两种人占七百六十六人的90％。短期派到农村工作的县区干部一百多人，也学会了二三种农活，少数人学会五种农活。凡是学会四种至五种农活的干部，基本上可以把一乡一社的生产领导起来。
老姜兴致勃勃的说，由于绝大部分干部学到农业生产知识，能够领导一乡一社的生产，人们对农村的态度变了——由缺乏兴趣变为具有深厚的感情。
看见我听得津津有味，老姜接着说：从县委的下乡情形，也可以看出人们对于农村的感情。过去十八个县委委员，经常住在农村的只有三个人，其余的人有的没有下过乡，有的即使下去，住的时间很短（最多八九十天）。现在经常住在农村的有十六个人，据十个月统计，住农村的时间最少的是九十天至一百二十天，一般的是一百四十天至一百六十天，最多的是一百八十天至二百二十天。县委回来开会也和过去不一样：过去，会议开始，大家劲头很足，一到会议结束要下乡，有些人就情绪不好，借故拖延下乡；现在开完会议，人们都赶快下去，没有一个人愿意留在机关。甚至在开会期间，人们还抓住空隙打电话到乡里询问试验田搞得怎样，社的生产搞得怎样。他们说：“人在县里，心在乡里，不问一问，心里难得放下来。”一般的干部也和县委一样对农村具有深厚的感情。现在住在农村的干部都有这种要求：派到哪里，固定到哪里，不要变动，以便兴家立业，有许多人还向上级提出订立包干合同——把自己所住的乡或社的生产全年包干下来，一切由他负责。他们所以提出这些要求，正如有些人说的：“过去总是说在农村建设社会主义，却不知从那里着手，现在晓得了：长期住在农村，切切实实的把一乡一社的生产领导起来，就是在农村建设社会主义。”（附图片）
县委书记程鹏（左一）正在和老农交谈花生丰产经验。　　　　
　　　　新华社记者　李九龄摄
红安县县委书记程鹏，在早稻、花生培育试验获得高产后，又开辟了一亩一分四的小麦试验田。这是程鹏（左）和技术员、农民们在试验地里工作。
新华社记者　李九龄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