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右派分子窃取的一种“武器”谈起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从右派分子窃取的一种“武器”谈起
冯至
8月9日人民日报第三版登载了一篇以“戏剧界的一个凶恶女将”为标题的报道，里边揭露了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孙家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孙家琇是一向以“莎士比亚专家”自命的，她在一篇杀气腾腾、充满了歇斯底里的叫嚣的反党宣言里引用了一首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诗里大意说：纯洁的信仰被破坏，荣誉放错了地位，贞洁遭到强奸，邪恶侮辱了正义的完善，艺术被权威捆住了口舌，愚蠢控制着学术，单纯的真理被唤作呆笨，被俘的“善”侍候着“恶”将军，诗人面对着这些现象感到疲倦，哭求安息的死，要离开人间。孙家琇用这首莎士比亚对于当时社会充满愤懑的诗来污蔑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随后又自下注解，“不是我要破坏社会主义，把人们拉回三百年前去，而是你们正在把我们拉回去！”这种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充分说明这位教授不是旁的东西，只是社会主义的死敌。
另外一个右派分子萧乾，却和孙教授异曲同工，摆出一副笑面虎的“正义”面孔，在一篇标题“放心、容忍、人事工作”的文章（见6月1日人民日报）里引用了一句西欧的所谓“豪迈的话”：“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愿牺牲我的性命，来维护你说出这个看法的权利。”据说，这是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服尔德说的。这句话，我们抽象地听来，它的引用者是多么主持“公正”，多么善于“容忍”，但是一联系到具体事实，我们就不难看出，萧乾先生是在教我们情愿牺牲我们的性命，来“维护”储安平、葛佩琦一类人物，以及一些反革命分子说出他们的“看法”的“权利”。事实上，我们为了社会主义，谁也不会中他的诡计，变得那样愚蠢，甚至用自己的性命来维护这种“权利”。
孙家琇和萧乾，真不愧是右派分子中的两员悍将，各有千秋。但他们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窃取欧洲资产阶级进步诗人和思想家所说的话作为他们的“武器”。
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也罢，服尔德时代的法国也罢，和我们消灭了剥削制度、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中国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是没有共同之点的，莎士比亚的那首诗和服尔德的那句话都是对他们的时代而发的，对于我们现在是牛头不对马嘴，但是孙家琇和萧乾为什么要引用它们来污蔑我们现在呢？回答起来很简单。孙家琇和萧乾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读过几本外国书，脑子里杂乱地装了一些外国知识，他们在旧社会里曾经给反动统治阶级的魔王厉鬼们粉饰“太平”，分享他们牙缝儿中间的一些齿秽，他们在黑暗中生活，如鱼得水，不曾感到过任何不满，如今走入新社会，看见广大的工人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翻了身，当家作主，自己的思想感情不但和他们联系不起来，而且在灵魂深处对他们还怀敌意，社会越向前发展，他们越格格不入，于是趁着党的整风运动，认为是良好时机，向着党、向着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原形毕露。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使用的武器是各种各样的，从外国书里摘引一些诗句或警句，也成为他们一种自以为很“聪明”、很“巧妙”的手法。这样作，他们以为既可以夸耀他们的“才学”，又可以加强他们的炮弹的火力。
不只右派的大知识分子是这样，就是学生中间的右派分子也惯于这种手法。我见闻不广，仅就北京大学右派分子的大字报上来看，把西方文学中的一些诗句和警句作为他们的武器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相当普遍的。这一小撮垂死的剥削阶级的执迷不悟的孤臣孽子爱把自己装扮成民主自由的“战士”，真理的“殉道者”，摇旗呐喊，兴风作浪，以眩惑少数立场不稳的人们。在他们“进军”时，我看见大字报上有的写着海涅的“我是剑，我是火焰”，有的写着裴多菲的“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在他们遭受到广大群众的反击时，一张大字报上写出布鲁诺被火刑前的一句话，“为真理而斗争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另一张上抄下拜伦的诗句，“天上和人间的暴风雨，怎能摧毁你的果敢和坚忍”；在他们被打得溃不成军，濒于灭亡的时刻，有的引用了雪莱的诗来表示他的“希望”：“冬天如果到来，春天还会远吗”，也有人引用莱蒙托夫的诗以表示他们的绝望情绪，“回顾以往，过去是使人胆战心惊，展望将来，那也没有亲切的心灵”。这里举的不过是一部分的例子，不约而同，几乎都是欧洲资产阶级初期或上升时期的思想家和诗人的诗句和警句。值得注意的是，从中国古典文学、苏联文学、以及中国现代文学中窃取武器的，则非常稀少。我想，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
他们之所以采用这种“武器”，除了前边指出的孙家琇和萧乾的狠毒的用心以外，他们还共同有下边的一个主要的理由，就是这些名句对于目前学校里的一部分青年具有一定的迷惑的力量，尤其因为它们都出自我们现在基本上给以肯定的评价的诗人和思想家的笔下。这些欧洲资产阶级进步的诗人和思想家在他们的时代都起过积极作用，他们对于日趋灭亡的封建制度表示反抗，对于逐渐形成或发展的资本主义表示不满，他们写过一些具有革命精神的作品，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学正在继承他们优良的传统，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很显然，他们的作品里表现的反抗精神是针对当时没落的腐朽的社会制度，绝不是针对任何新生的事物。但右派分子恰恰和他们相反，他们窃取他们的名句，而矛头所向并不是没落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却是我们的新生事物，他们狠毒的用心是要使新的事物死亡，让腐朽的东西复辟。可是他们这种恶毒的手法在大鸣大放时期竟迷惑过一小部分立场不稳、认识模糊、嗅觉不灵的青年。——至于苏联文学和现代中国文学，他们一向是敌视的，中国古典文学里也缺少这种迷惑的力量，所以其中没有什么“武器”可以供他们窃取。
自从反右派斗争开始以来，学校里少数一度被迷惑的青年都觉醒过来了，英勇地投入斗争。他们回想起当时被迷惑的情形，真像是一场噩梦。他们之所以陷入这场噩梦，例如阶级的出身，政治学习的不够努力，缺乏革命锻炼等，都可以说是主要的原因，但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欧洲资产阶级某些进步作家的作品对他们也发生了一定的影响。我们曾经调查过几个这样的同学，他们中间有的是热爱拜伦的诗，有的曾沉醉于梅里曼的“嘉尔曼”，更多的是受过罗曼罗兰的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启发”。这些富于反抗精神、追求绝对的自由和爱、倡导超人式的个人英雄主义的作品以它们艺术上的成功和感人的形象无形中影响了这些青年的思想行动，致使他们有一个时期竟忘记了自己是社会主义时代的青年，而一度丧失了立场。如今他们从噩梦中惊醒过来，满怀悔恨地说，“我们看错了时代”。他们好像是一度充当了卢那察尔斯基写的“解放了的董吉诃德”。
这个现象，也许并不很普遍，但是对于文艺工作者，尤其对于西方文学的介绍者是值得从中吸取教训的。我们对待一切外国的东西，必须“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这是十七年前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给予我们的明确指示，我们都知道这句话，并且也常常引用，但是在实践中却没有很好地贯彻这句话的精神。
近几年来，出版社在大量地出版了苏联的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之外，也印行了不少的欧洲的古典文学作品。这当然是一个好现象。可是使我们感到缺陷的是这些译本都短少一篇针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读者而写的序文。例如前边提到的“嘉尔曼”和“约翰·克利斯朵夫”两部书，译文都比较成功，在青年中获得了比较广泛的读者群，但无论是译者或出版者，都不曾在书前或书后告诉读者要用怎样的态度去读这些书。有些译本的译者写过前言或后记一类的文章，但往往是停留在一般的介绍上边，只说一说这部作品如何进步，不作进一步的分析批判，这对于中国今天的读者应该怎样接受这本书仍然是很少有什么帮助。在欧洲文学的教学上，也有同样的情形。目前教师多半初步做到根据历史的时代背景来阐述某些文学流派和某些重要作品之所以产生，但是对于某一时代文学上的具体问题和具体作品进行分析批判也是同样不够。我们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到底应该从中吸收什么，排泄什么，关于这些问题是很少展开讨论的。这样就容易使青年读者在读一部名著时，不能保持一定的距离，只陶醉于艺术的技巧，或是受书中人物形象的感染，以至于进行仿效，正如前边所说的“看错了时代”。
人们说，理论水平低，不能正确地分析批判，与其分析批判错了，倒不如把作品翻译出来，不加可否，让读者自己来判断吧。现在，通过反右派的斗争，我却认为对待文学遗产（包括中国古典文学遗产在内）应该放弃这种缩手缩脚的客观主义的态度了。若是认为自己的理论水平低，就应该努力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以提高自己的水平，不能再那样继续地以待将来了。
欧洲的资产阶级从它的开端到现在具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它在上升时期曾经高高地举起“自由民主”、“人道主义”、“个人反抗”等等的旗帜以摧毁腐朽的封建制度，这些精神曾经光辉地反映在它的文学里。但由于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资产阶级的进步文学不管它怎样反抗封建制度，怎样对现状不满，可是对于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究竟是模糊不清的，事实上也不可能认识得到。过去资产阶级进步作家所提出的那些“自由民主”、“人道主义”等等的口号，对于摧毁封建制度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对于我们的现在，它们在某些方面可以通向社会主义，同时在另些方面更可以通向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个人主义。例如歌德的浮士德在临死前说出他的愿望，“我愿意看见这样熙熙攘攘的人群，在自由的土地上住着自由的人民”，可以说明是诗人的远大的社会主义理想，但是浮士德一生永久无厌的追求又可以成为个人主义者的“榜样”。我们若是发现前者，则对我们有崇高的教育意义，若是强调后者，则会流于“主观战斗精神”、“自我扩张”等等的个人主义，这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是极端有害的。——这次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也正是利用了资产阶级文学中现在看来已经过时了的一些空洞名词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方面，从而起一些迷惑作用，这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
如今全国正在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在文学部门内，我们应该怎样站稳社会主义立场，努力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对于世界文学的遗产进行认真的分析批判，“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将是文学研究者当前的一个不能再忽略的主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