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景山钢铁厂四百干部下乡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石景山钢铁厂四百干部下乡他们的经验是：
一、不要绕着问题走，而要迎上去揭开盖子；
二、大鸣大放大争贴大字报是思想动员的最好方法；
三、要为下乡的干部创造条件；
四、政治思想工作不能只做到工厂大门口，必须带到农村去。
本报讯　记者叶剑韵报道：11月初，石景山钢铁厂有四百一十四名干部下乡落户去了。目前，还有六百七十六名干部，有的将派往基本建设工地去当壮工，有的去车间当学徒，还有一部分原来由工人提拔起来的干部，将回到车间里去从事工业生产。
抽调大批的干部参加体力劳动，这在二十多天前，人们还把它当成是一件“说来容易，执行起来势必困难重重”的工作。也有人怀疑，这样做行得通吗？
现在，这个二十多天前的疑问，已经有了肯定的答复：下放到农村去的几百名干部，已经在新的劳动岗位上，开始了新的紧张的劳动。
紧缩机构的方案确定以后，在钢铁厂的领导干部面前又提出了新的问题：抽调出来的大批干部到底安插在哪里最为合适？我们国家有着辽阔的农村，那里可以安插大量的劳动力，这不能不说是一条很好的出路。但是，在当时，工厂领导方面并没有认真地去想这个问题。所以不去想它，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认为本厂有扩建任务，基本建设需要一批劳动力，将来新的车间成立了，也需要一批人，这样可以省去一出一入。另一方面，认为下农村去，虽说目前的农村条件比起过去来好多了，可是毕竟是要在城市里住惯了的人下乡。因此，说起话来，似乎不那么理直气壮。
干部的情况，就像十个指头一样，是有长有短的。如果要他们下工地当壮工，首要条件就是身强力壮，年龄还不能太大。至于下车间当徒工，在冶金企业来说，体格和年龄的要求也是严格的。在这抽调出来的一千多名干部中间，就有五分之二的人是不合这些要求的。那么又怎么办呢？当时有人主张请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帮助安排三百多名。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在上级领导同志的指示下，他们就着重考虑原来不打算着重考虑的问题——下农村去。
怎样组织干部下农村去呢？有人主张干脆采取组织分配的办法。这是因为恐怕大家不愿意到农村去；如果号召大家自动报名，到时候大家不报名，领导上不又陷于被动了吗？但是，也有人主张把事情交给群众去讨论。理由是：二千多名干部中，有一千零九十名需要下放，一是去一是留，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既然是问题，为什么要绕过问题走，为什么不可以把问题在群众面前摊开来，让大家去讨论呢？
最后，还是决定采用后一种办法。就是迎上去，把问题揭开来。
揭开盖子，其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首先就得让大家把问题提出来。于是，大放大鸣大争贴大字报的新高潮又掀起来了。
这个时期争论的中心是：要不要到农村去；参加农业生产有没有前途；有文化的人到农村去是不是屈才；用什么眼光来看农村生活苦的问题。像所有的辩论会一样，开始是两方面的意见针锋相对。为了弄清是非，有五百多名干部下乡去参观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些农业合作社还派了干部来作报告。这里要特别提到的一个情况是，石景山钢铁厂虽然是在郊区，几年来绝大部分干部却从来没有到农村去过。有些干部虽然是从农村来的，但那是几年以前的事。在他们的印象中，农村总是又脏又累，一年四季种大田，前途有限。总之，许多干部对农村的真实情况是不够了解的。这次通过辩论，尤其是干部亲自到农村去参观过以后，他们对农民的生活状况和农业生产的前途认识得比较清楚了。后来，他们还讨论了发展农业纲要修正草案和“七一”农业社的远景规划。多数人认为：现在农村的生活条件虽然还比不上城市，但是这几年农民的收入是在逐年增加；同时，我国的农业和工业一样，有着无限美好的前途。即是那些坚持说农村没有出息的人，说知识分子下农村是屈才的人，至此也不得不承认：下农村去的问题是可以考虑的了。
这时候，还有一部分人认为：是因为自己不行才被派下乡的。恰好就在这个时候，北京市有许多干部已下乡劳动去了。这些干部自己问自己：难道这些人也是因为他们不行才被派下乡的吗？厂里领导人员也反复向大家说明，下乡是国家发展生产的需要；响应国家号召，是十分光荣的事情。
经过几番内心斗争，有的人还开了家庭会议，许多坚决要求下乡的人带头贴了大字报，要求领导上批准他们到农村去。在两三天当中，全厂二千五百名干部，除去七十五人因公外出或生病外，有二千四百二十二名干部贴了大字报或者写了申请书，报名要到农村去。
全厂99％的干部都报了名要到农村去。厂里根据需要和可能，把每一个下乡干部的条件进行了审查，最后批准了四百一十四名条件具备的干部下乡。其中大专和高中学生出身的一百三十八名，初中毕业的二百一十三名，小学程度的六十三名。为了慎重起见，又在批准下放的人员中广泛的征求了意见。在正式批准下乡干部名单以后，全厂出动了二百五十多名干部，和下乡的干部个别谈话，并且规定每个科室的负责人、支部书记，必须对本单位的下放人员每个人最少谈一次话。谈话中间，不仅鼓励他们今后要积极从事农业劳动，而且还诚恳地询问他们下乡以后有什么困难。同时，在家属中也进行了说服教育，工会还帮助她们计划安排了家务。
下放人员对厂里这些作法十分感动。有些人在机关里没有入党的，表示下农村以后要积极争取做一个光荣的农村党员。
这时候，下放干部对于到农业劳动战线上去，建设祖国的新农村，已经有了正确的认识。但是，他们也提出了不少的实际问题。例如，今后的工资怎么发，福利问题怎么解决，到农村去住房吃饭的问题怎么办？厂里对这些问题都逐一作了解答。例如，工资福利问题，在北京市没有作统一规定以前，仍然照旧。
也有一部分人提出了一些过高的要求。如要求接自来水管子，安电灯，发六六六粉、杀蝇子的药水，发篮球等。对于这些过高的、会脱离农民群众的要求，厂里都坚持原则，作了说服解释。
干部下乡以后，换了一个新的环境，困难和不便一定是会碰到的，产生一些思想问题也在所难免。有思想问题，就得做工作。开始的时候，毕竟企业的领导对干部的思想情况了解得多，接受下放干部地区的党委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党组织，由于社里增添了大批的新成员，初期，他们也会照顾不过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原属企业就不能马上放弃继续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的责任。
石景山钢铁厂在这方面的安排是这样的。
这个厂下放到农村的干部中，有一个共青团团委书记，两个党总支副书记，一个总支委员，一个科长，一个业余学校的教务主任。这些人是领导人又是党员，他们除了和一般下放干部同样劳动以外，义不容辞地要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此外，还有四十二名党员，十七名团员和一些团结在党团周围的积极分子，他们都是经常进行政治工作的力量。为了帮助合作社做好思想工作，工厂党委会还决定：每个科室、车间，只要是本单位有下放干部的，这个单位的行政负责人和党支部书记，必须定期下乡，了解下放人员的情况，并且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厂里的党委书记、正副厂长、工会主席、党委组织部部长和宣传部部长，也分工管四个片，开始时期，每个星期下去一次。党委书记张萍同志向到农村去的同志们提出：今后工厂的同志和在农村落户的同志不仅要建立同志的感情，还要建立起亲戚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