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懋庸的“小品文的新危机”是反党的号角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徐懋庸的“小品文的新危机”是反党的号角 关锋
编者按：本报4月11日所载“小品文的新危机”（回春即徐懋庸作）一文，是一株具有煽动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文章表面上只是提出了关于小品文的写作问题，实际上却是对于党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政策的反对和攻击。它反对党在整风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和和风细雨的方法，反对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遵循治病救人的原则。尤其恶毒的是，联系作者后来所发表的一些文章来看，作者在这里隐晦地攻击了社会主义社会，污蔑我们的社会是不民主的，煽动向新社会进攻。同时，这篇文章也歪曲党的文艺思想原则，反对文艺为人民服务，要求文艺作为进行私人攻击和反党的工具。作者徐懋庸在这篇文章里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
本报副刊编者在处理这篇文章和由此而引起的关于小品文问题的讨论中是有错误的，需要在检查鸣放期间整个副刊时进一步地加以检查。现在先发表关锋同志的批评。
在4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徐懋庸用回春的笔名，发表了“小品文的新危机”。接着就对所谓“小品文的危机”讨论了好一阵子。看样子，后来是没有结论的。我想，经过了“不平常的春天”，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弄清楚了吧？于是就翻出了4月份的“人民日报”，重读那些文章。重读了“小品文的新危机”，我立刻感到大吃一惊：这篇文章真是恶毒；而自己当时也真是糊涂，竟没有嗅出它是什么东西。明明白白，徐懋庸是吹起了反党的号角！
徐懋庸装作提出问题的样子，举出了七条矛盾，说“这样的许多矛盾，就造成了小品文的新危机：消亡的危机。”这七条中有六条并不是说的小品文本身；第七条也只是说的“现在有许多能写文章的人没有材料，而有材料的人又写不好文章”，“老作家退休，新作家出不来。”总之，小品文并没有“生病”，那危机是别人给造成的。前六条矛盾，是小品文和它的外部的某种东西的矛盾。徐懋庸没有直说，但很显然，有几条他是说：有许多人对小品文的看法有错误，对小品文的要求不适当。可是这怎么就能造成小品文的危机呢？难道那些错误看法和不适当的要求（如果确实是错误的、不适当的话），不是可以通过批评来纠正的吗？那不正是做一篇以至若干篇小品文的题目吗？若说可以造成小品文的危机，那除非这些有错误看法的人有特别的“势力”，并且用他们的特别的“势力”压迫和绞杀小品文。不错，徐懋庸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正是这个意思。我们且看他举出的第三条矛盾：
“……这类小品文同其他批评文章一样，对事不对人。但一则，事与人是很难分开的；二则，小品文要求自己有点儿形象化的味道，不同于抽象的论文。这就免不了触及具体的人的皮肤。何况，人又有种种，即就干部说，也有大小不同。看近来的报章杂志的趋势，小品文的锋芒，大都指向较小的干部，很少接触到大干部的思想作风。但小品文自己的‘骄傲’，却很不愿意只给小干部充当盘尼西林。怎么办？”“触及具体的人的皮肤”和小品文的危机就这样联系了起来：若触及的是小干部，那是可以“充当盘尼西林”的，但小品文“自己的骄傲”却是要触及“大干部的思想作风”的，于是危机就来了。这怎么就危机了呢？难道我们的党和国家有一条法律规定，不准批评大干部吗？还是虽然没有这种法律，而大干部却运用他们的特别“势力”从上面来压迫小品文呢？
此外五条，也应和这条联系起来看。某些人对小品文有错误的看法和要求，如果不和他们的“地位”，不和从上面压迫小品文的某种“势力”结合起来，是不能给小品文造成危机的。
徐懋庸所说的“小品文的新危机”是什么，难道不十分清楚了吗？他说的乃是：小品文受到了压迫，面临着被绞杀的危机。徐懋庸问：“怎么办？”其实问题的提法本身，就包含了答案：一是，坐等小品文消亡，小品文作家及早洗手改行；二是，起来抗争，向压迫小品文的“势力”抗争，杀出条血路来。当然，他追求的是后者，要把小品文作家“动员”起来，对“大干部”、对党开刀。这是对党的宣战书，杀气腾腾的向党进攻的号角。他满以为号角一吹，天下响应呢！
这种说法，是不是冤枉了徐懋庸？没有，一点也没有。我们可以看一看他自己的解说。在“我的杂文的过去和现在”（见今年7月号“人民文学”）一文中，他是解说得更明白了。
据说有人批评他那篇“小品文的新危机”是“无病呻吟”。这批评是对的；徐懋庸所说的那种危机是根本不存在的；至于小品文本身有没有“生病”，那是应该另作别论的。但徐懋庸却觉得“有点冤枉：我的呻吟，确实是因为有病。这需要用事实来说明。”看了他举出来的事实，却越发相信，我上边的断语没错。
那事实——不，“严重”的事件——是：“用‘回春’这笔名发表的‘对于百家争鸣的逆风’却真是面临了消亡的危机。”
对这件事，徐懋庸大做文章，并且是写得有声有色的。我这里只能摘要叙述：据说“那文章一发表，大祸就临到许多人的头上了。”原因是那篇文章“顺便轻轻地刮了一个八级高干的烂疮的几个细胞”，于是那位八级高干就实行追查，并且“发表演说，痛斥了回春的‘诽谤’、‘无聊’和‘反党情绪’”。并且，“接着，是祸延‘人民日报’。那八级高干，责成一位九级高干，亲自起草致‘人民日报’的信稿，大意是：回春就是徐懋庸，是一个坏人，他的文章中所说，不是事实，仍然是为了反什么的捏造，‘人民日报’登他的文章，有损党报威信，此后不许登他的文章………云云”，并且还“召集了教研室的人们，要大家签名。”
原来如此：我们的小品文作家徐懋庸，因“对于百家争鸣的逆风”一文，受到了迫害？——这就是所谓小品文的危机的真象。
当时读了“对于百家争鸣的逆风”（见1956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对那事实，我并没有怀疑。但是，我读了“‘蝉噪居’漫笔”（见今年7月号“人民文学”）和“大学里的右派”（见今年7月24日“大公报”）等反党文章以后，却对作者所说的受“迫害”那桩子事，委实不敢相信。退一步就算都是事实吧，那结果不是教研室的人们没有在那信稿上签名吗？后来另给“人民日报”写的信，不是语气“缓和得多了”吗？而且在那以后，徐懋庸不还是生活得好好的，并且大量的写“小品文”，并且到处发表的吗？在六万万人口的大国里，发生了这末一桩事，竟使得“小品文危机了起来，而且是消亡的危机，”真是令人莫名其妙！难道这里作者所用的想事的方法，就是：“从一粒砂看太阳，从一个人看全世界”？——而且就那桩子事本身（如果属实的话）而论，那位“八级高干”也不错；因为徐懋庸自己给我们证明了他确是一个“坏人” （反党分子）；如果说有缺点，那也只是该抓坏人的辫子而抓了耳朵。
自然，徐懋庸并不是什么思想方法的问题；而是别有用心。他故意危言耸听，装出被迫害的样子，证实他所说的小品文面临着消亡的危机，咒骂我们的党、“八级高干”是小品文的绞杀者，号召他的伙伴起来“革命”。此后，他自己就一马当先了；“武器、刑具和道具”（见今年5月号“长江文艺”）、“苦闷”（见今年6月号“长江文艺”）、“‘蝉噪居’漫笔”、“大学里的右派”……这些反党文章，一篇又一篇的发出来了。当他肆无忌惮的放出这些反党文章的时候，他却说“小品文的危机似乎过去了”。我们说：没有过去！你的反党活动必须清算，徐懋庸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品文”必须消亡。
对于一切正直的人们说来，谁也知道，我们党、我们的国家是保护一切善意的批评的，不管它是小品文的形式，还是别的什么形式。而一切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却必须予以坚决的打击；是毒草就得铲除，不管它是小品文的形式，还是别的什么形式。我们的祖国，气候温和，风调雨顺，百花（包括小品文在内）正在开放。说什么“小品文面临着被绞杀的危机”，那地地道道的是秦桧的“莫须有”。注定要消亡的，只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渣滓，和它们散发出来的臭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