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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鸣大放中整顿了薄弱社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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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57-12-01
第2版()
专栏:

  从大鸣大放中整顿了薄弱社
中共崞县县委会
中共山西崞县县委为了推动薄弱社赶上先进社,在这次全民整风中,集中力量整顿了四十个薄弱社。
这四十个农业社的情况虽然有所不同,但都具有共同的特点:(一)管理委员会和生产队的领导权,被地主、富农、富裕中农、商人和反革命分子所掌握,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严重。(二)地主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制造谣言、煽动闹事、反攻倒算、闹迷信、搞赌博进行破坏活动。(三)在这四十个社的六百八十名共产党员中间,立场坚定、工作积极的占40%;右倾思想严重、工作消极的占35%;资本主义思想严重、对党和国家政策表示怀疑和不满的占20%;其余5%的党员,违法乱纪,蜕化变质,有的还是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上社村党员王铁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一贯进行投机倒把,大量套购国家物资。在大辩论过程中,从他家的地洞里发现的物资有:自行车二十一辆,各种布二百零六匹,粮食五十余石,白洋一百六十八元,还有麻皮、葫油、石油、食盐等大量的物资。他拥有万贯家私,还到处哭穷,故意蒸上糠窝窝让别人看,煽动社员闹粮闹社。(四)这些农业社的生产一般搞得不好,经营管理混乱,以三吉村农业社为例来说:这个社的粮食产量逐年下降,1955年亩产二百五十五斤,1956年二百三十三斤,今年是二百一十斤。减产的原因之一是经营管理混乱,劳动定额不合理。在今年抗旱斗争正紧张的时候,有一百二十三个社员在自留地里劳动,九十四人坐着不动,四十一人去东奔西跑抓现钱,在社里劳动的只有四十九人。农业社的五辆胶皮大车在外跑运输七个月,纯收入只有一千八百五十三元,不合理的开支就达一千零五十七元。财务账目没有按期公布,社员有六千多元的劳动收入领不回去;另一部分社员超支三千八百多元。社的四个主要干部长支款二百多元。社主任、会计等五个干部,七个月仅仅做下五个劳动日。
这些农业社经过整顿以后,已经基本上改变了落后面貌。广大群众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大大克服;干部作风有了很大改进,改善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纯洁了党的队伍,巩固了合作社。从实际工作中训练了一百七十九名整社骨干。
整顿薄弱社同样应该采用大辩论的方法
在整社开始之初,县委对整顿薄弱社的艰苦程度估计不足,把参加整社的干部分散到九十二个农业社,要求在很短的时间内整好,结果走了弯路。县委接受了教训,将工作组集中到四十个薄弱社,要求以四十至六十天的时间,基本上把社整好。当时有少数干部听说要整顿薄弱社,就唉声叹气,缺乏信心。县委批判了这种错误思想,鼓舞了大家战胜困难的信心。
工作组到村以后,有的同志看到一切都不顺眼,忽视采用大辩论的方法,企图用整一整、扣一扣的简单粗暴方法改造薄弱社。有一个农业社一下子就处罚了六十个人,有一个农民偷拿了社里的四个玉茭棒,就被罚款一百元。县委发现后,及时地制止了他们的这种错误做法。
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挑选积极分子培养基本队伍
整顿薄弱社光依靠领导机关派工作组去是不够的,必须组织一支以党团员和贫农、下中农中的积极分子为主的基本队伍。薄弱社之所以薄弱,正是缺乏这样一支强有力的队伍。在开展大辩论的前后,工作组用相当大的力量培养了积极分子一千六百人,对整社起了很大作用。工作组先向党、团员讲解了中央指示的精神,使他们明确了大辩论的目的,是要从思想上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谁胜谁负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之上,依靠基层党组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党内党外的思想动向作了分析,挑选了积极分子。社会主义的基本队伍初步的组织起来以后,采用“十看十比”的方法,从政治、生产、物质文化生活、社会风尚等方面,启发积极分子进行新旧社会对比。不少的人在回忆对比中,检查了右倾思想、糊涂观念,有的人痛哭流涕地检讨了自己的某些错误言论和忘本思想。经过教育,使积极分子辨明了是非,提高了觉悟,学会了领导群众大辩论的本领。下王村农业社的积极分子提出,在辩论中要注意“四要和四不要”,就是要讲道理,不要谩骂;只要动口,不要动手;要摆事实,不要说空话;要说在点子上,不要乱开腔。积极分子的思想认识统一以后,工作组向他们进一步交代了全民整风的方法、步骤,紧接着分头发动群众大鸣大放。
薄弱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都比较尖锐,资本主义思想突出,社员意见很多。在最初发动群众鸣放的时候,绝大多数人抱着观望的态度,看工作组是不是办事?会不会包庇有问题的人?如果把问题翻出来解决不了,反而自找苦头吃。开始鸣放,推来推去,发言的人,就尽说好事不说坏事,说过去的事不说现在的事,说社里的事不说国家大事,说空话不说具体问题。一部分富裕中农则在会外议论活动,鼓动群众,攻击党和社的领导。个别极端反动的分子,仍在继续进行破坏活动。那些有错误的社干部,害怕引火烧身,强调生产忙,没工夫鸣放。或者是光讲高级社的优越性,堵住社员的嘴。有的认为今年的庄稼长得好,只要能多打下粮食,就能交代,其它问题是淡事,没有辩头。
针对上述情况,工作组除向群众报告了全民整风的重大意义外,立即着手处理了本社群众最关心的几个问题。例如在三吉农业社的工作组,首先帮助农业社安排了当前的生产,白天同社员在一起劳动,晚上处理问题。在几天的时间内,协同管理委员会解决了四个迫切问题。对那些有错误的社干部,动员他们主动“下楼”,向群众作检讨,表明对提了意见的人不打击报复。这样一来,群众纷纷反映说:“没有想到,上面派来六个人,给咱们办了天大的事。”接着就争先恐后地大鸣大放起来。为了让大家鸣透放尽,还先后分别召开了各种人的小型谈心会四十七次,同时通过个别访问和生产中的闲谈,收集了不少意见。
为了扫除大鸣大放中的障碍,有些地方在群众的要求之下,及时地打击了敌人的破坏活动,使群众深深感到:大鸣大放是要发扬正气,压倒邪气,所以就毫无顾虑地把自己心里的话谈出来了。
抓住大家最关心最有兴趣的问题,发动群众进行辩论
在薄弱社组织大辩论,一开始就要抓住这个社存在的主要问题,通过典型人物,把辩论的中心引向两条道路的斗争上来。下孤薛农业社由于去年粮食减产和社员减少收入,地主富农分子和少数富裕中农抓住这个把柄,在鸣放阶段,大肆攻击合作化制度说:“去年灰,今年更灰,再不垮台,家家户户都得挨饿。”说社办不好是国家征购粮食多了。有少数群众也被他们的谬论所蒙蔽,盲目地跟上叫喊。其实国家征购的粮食是年年减少,1954年征购八十六万斤;1956年七十一万斤。去年每人平均分到粮食四百二十五斤。在辩论会上,用这些铁的事实驳倒了他们的谬论。接着大家找到了社办得不好的原因,是社的领导权被富农分子郑咸林(社主任)掌握了。他为了拆合作社的台,在锄苗紧张的季节,竟抽调大批社员修筑戏台围墙,结果耽误了锄苗。社里死了牲畜二十八头,他幸灾乐祸地说:“死了比不死强,死了有保险公司赔赏,怕什么。”在他把持之下,许多贫农和下中农领不回劳动报酬,而地主富农分子和富裕中农却能领回去。社里的财务账目,在二年的时间内,只公布过一次总数字。这些丑恶事实被揭露后,大家认识了合作化制度是好的,社办得不好是没领导好。三吉农业社一开始就抓住蜕化分子张连成的反党行为,辩论要不要党的领导的问题,提高了群众觉悟。
有些地方恰恰相反,既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又没有根据群众最关心最有兴趣的问题,通过典型人物进行辩论,而是由工作组拟定题目,逐条讨论,结果乱辩了一顿。这些社都是三百户至五百户以上的大社,问题很复杂,但他们没有根据这个特点,由内而外、由点到面地领导群众辩论,而是急于求成,一下子就普遍展开大辩论,因而对问题解决的不深不透。
区别两种矛盾,确定整改步骤
在这些薄弱的农业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混杂在一起的,社办得不好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所以在大鸣大放大争的过程中,不仅注意了区别合作社办得不好的原因同社会主义制度的界限,而且严格地划清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
一般的做法是,首先对于具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的富裕中农,进行说理斗争,制止他们的违法行为和有害活动。凡是受到批判的富裕中农,工作组的同志和他们都个别谈了话,或举行了小型谈心会,向他们讲解了党一贯团结、教育、改造富裕中农的方针,指出了努力的方向。
第二步是打击各种牛鬼蛇神。在此次运动中,政府依法逮捕四人;管制生产和给重新戴上地主富农“帽子”的十五人;只在群众大会上进行了斗争而未给予处分的八十五人。在斗争这些牛鬼蛇神的时候,群众不允许他们争辩,要他们当众交代罪恶,低头认罪。这样一来,有些被批判的富裕中农,感到大家对待自己还是与地主富农大不相同,就更加靠拢了党和贫农。
第三步,在群众觉悟普遍提高的基础上,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在社干部中开展了查国家观念、集体观念、群众观念、劳动观念、工作责任心的“五查”运动;在社员中开展了比爱护公共财产、做活质量、劳动出勤、服从领导、思想进步的“五比”运动。社干部根据群众对自己提出的批评,在一定的会议上作了检查。在“五查”“五比”运动中,共表扬了模范人物三百六十七人,受到批评的二百一十三人。最后制定了“爱国爱社爱家公约”。
按照中央三个指示的精神,进一步整顿合作社推进生产高潮
大辩论告一段落后,遵照中央关于改进农业社工作的三个指示,和社员提出的合理化建议,进一步整顿了农业社。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向社员详细地公布了账目,清理了“三欠”,建立了财务制度。纠正了违反互利政策的错误,适当地安排了困难户。精简了社的领导机构,调整了社和队的领导成分,清除了坏分子,撤换了有严重错误的社干部,从贫农和下中农中吸收了一部分优秀分子参加了社的领导工作。在生产管理上建立了责任制度,社干部统统参加了生产劳动。与整社同时,在党内检查了支部的领导,批判了党员中的右倾思想、命令主义和不团结的倾向。违法乱纪的十名党员,分别作了处理。
在全民整风的过程中,始终注意了同生产的结合。整社工作将要结束时,又进行了一次农业生产建设问题的大辩论,制定了今年冬季和1958年的生产计划,从而掀起了生产建设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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